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的南海局势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上台后出台了新的亚太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将全球战略重心由大中东地区转 移到亚太并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主要目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使中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 更为复杂。南海局势的新变化就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一个直接后果。不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并 不是寻求同中国对抗，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框架下的对华战略仍然具有两面性，中美在 南海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美国同一些南海争端国的利益也有很大差异，中美之间仍然存在 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     

双重协调: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构建

自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国对周边外交更加重视,推出了一系列周边外交新理念和新举措。不过如何更好地开展周边外交也日益面临着周边安全的掣肘,对于周边安全环境的评价也存在大量争议,这就使得建立周边安全的评价体系和构建整体性的周边安全战略很有必要。由于中国崛起的周边安全效应、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地缘效应和周边国家转型的系统效应,中国的周边地区安全已变得日益重要。周边安全合作面临着大国权力竞争、制度竞争和观念竞争等主要障碍,中国在周边安全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从国家利益层次分析的视角,可以对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纷繁复杂的安全问题进行梳理,区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三个层次,使得对于中国面临的诸多周边安全问题有着更为整体性的清晰认知,进而提出了“双重协调”的周边安全战略。针对涉及不同利益层次的周边安全问题,中国可以采用“大国协调”和“制度协调”并进的思路,单一或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手段,最终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较低程度的周边安全共同体。     

地缘政治竞争、战略偏好演变与缅甸对华政策

本文通过梳理冷战后缅甸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和领导人战略偏好来分析缅甸对华政策。丹瑞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较弱,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较小,但缅甸将安全威胁置于首要地位,强调反抗外部干涉、维护政权独立,形成进攻型战略偏好,缅甸因而采取对华合作战略,试图借此平衡美国威胁。登盛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和利用大国竞争获益的机会增大,但缅甸将经济利益置于突出地位,安全威胁感知急剧下降,形成调和型战略偏好,因此缅甸既通过对华合作获取利益,又通过改善缅美关系降低对华依赖。民盟执政时期,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增大、对华合作机会增多,延续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通过强化对华合作削弱美国威胁,同时开展多元化外交平衡中国影响力。军方再度执政后,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急剧上升,持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将更加靠近中国以抵御美国压力。     

国际秩序分层与新的国际关系体系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体系的三个利益层面

21世纪任何一国所希望创建的国际关系体系,其形成都有赖于现实三重国际新秩序的发展.在和平、发展、合作基础上建立民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是中国国际战略的目标追求.体现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上,中国要从全球、地区、国家三个利益层面构建自身的国际关系体系.在全球利益层面,突出并适应安全与合作这一主题,寻求国际格局中有利于合作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倡导建立多元文明平等、共处、合作、发展的全球秩序;在区域利益层面,着眼于地区利益关系的协调,达成地区内多个大国共同崛起的相互认同,尝试构建由地区潜力型大国或地区组织自愿推动的区域合作体系和相互依赖机制;在国家主权关系层面,重点警惕"新帝国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各方面对民族性的侵蚀,重视维护国际利益的民族性和多元性,丰富和创新以国家主权利益为支点的爱国主义,确立维护和平、保障安全、有利发展的崛起战略.     

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由于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出现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以及中美两国受第三国的影响和牵制,两国国内都有声音认为,中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对抗。本文认为,中美两国合作的利益基础依然牢固,合作意愿依然存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然是中美两国最正确的可能选择。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中美邻在东亚如何良性互动？

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中国与部分邻国围绕领土和海洋权益的纠纷增多;美国与大多数中国邻国的关系则相对提升。未来5—10年,中美邻互动可能带来摩擦甚至冲突、恶性竞争、良性互动等不同图景,而这将造成不同的地缘政治后果。为避免“多输”、实现“共赢”,中邻宜淡化纷争,中美应以战略克制和战略协调促成战略稳定,中美邻则需聚焦经济发展,通过“以经促政”、“以经维安”延续东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美国智库视域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构想自提出后即成为美国智库研究的热点,许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解读。美国智库就本国是否应该接受这一战略主张、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本文认为,美国许多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与中方存在着偏差,而这一分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存在不确定性;两国在各自的核心利益界定上认识不同;两国对"大国"概念理解不一;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因素仍在发挥作用。分歧的解决需要中美两国共同扩大智库间的沟通与交流;加强两国高层的战略对话;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促进民间交往。     

政治领导与大国崛起安全

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原理是:决定大国兴衰的根本原因是大国的政治领导力,其本质是一国政府为适应不断变动的国际国内战略环境而进行改革的方向、决心与能力。根据道义现实主义原理,中国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二位是中国制定崛起目标和策略的基础,符合国力基础的目标和战略就易于成功,而超越实力基础的目标和战略则会削弱中国的实力。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外交承诺与实力保持一致有利于提高国际战略信誉,从而减少国际社会对崛起国的恐惧和反对;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可获得对崛起国的战略支持;为减少崛起的国际阻力,崛起国应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范围而尽量避免在传统领域的利益冲突。在信息化时代,在网络空间拓展中国国际战略利益应成为中国主攻方向,网络战略应采取"走出去"原则而非为了安全的防御原则。在外部威胁不足以颠覆中国崛起的情况下,为防止中国的崛起半途夭折的重点将是防范国内的极左陷阱。"台独"正在成为中国崛起面临的首要威胁,中美在南海的战略竞争将长期化,朝鲜拥核是中国的东北亚地区政策无法回避的既成事实。     

印度区域合作重心东移的诉求与制约

近年来，“东向”政策在印度区域合作战略中的分量加重，印度区域合作战略重心“东移”态势明显。这一方面源于对外经济合作以及贸易发展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则与中国快速崛起高度相关。在战略重心东移过程中，政治与安全利益诉求相较于经济利益诉求而言重要性不断提高，体现印度与其合作伙伴在制衡中国的目标上高度一致性。另一方面，印度区域合作战略东移仍受国家实力、国内经济政治形势、中关印战略互动以及南亚地区形势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其未来发展尚有待观察。     

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

湄公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利益角逐的战场。近年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欧盟等区域外大国和地区组织对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积极参与,使得大国利益在该地区交汇重叠,相互竞争、博弈的局面在该地区激烈上演,呈现出合作"机制拥堵"的局面。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湄公河地区的现实需求,不仅保障力度不够,且各机制之间彼此牵制,反而妨碍了该地区开展更加深入的开发合作,这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来说并非幸事。如何协调各大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利益与重大关切,真正考虑湄公河国家的利益诉求,并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维护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促进本地区繁荣,成为中国深化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可加强与区域外大国的战略对话和协调,以政治互信促安全合作,以安全合作促地区稳定,从而减轻区域外大国的掣肘。同时,中国也要站在更高和长远的立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目标,避免对抗,坚持良性竞争。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实力的相对耗损及其霸权焦虑的上升,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回应。从当前的时代特征、中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两国的国家行为来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逢其时。但同时认知差异、利益冲突与议题分歧,也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大挑战。为此,双方需要加强战略沟通、调适各自的心态与行为方式,并在具体合作事项上相互协调,共同推动这一新型关系模式的建立。     

双层复合博弈下的南海维权思考

南海争端的双层复合博弈是指中国同5个南海沿岸国之间的南海利益博弈与中美之间的南海战略博弈两个层面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五国力图通过中美战略博弈维护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美国则希望通过五国与中国之间的南海利益博弈强化其战略优势。当前,南海争端的双层复合博弈出现冷战性质的对抗倾向,南海利益博弈被美国掀起的大国战略竞争所裹挟,体现为崛起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利益协调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虽然进展缓慢,但一直在前进,体现了中国和包括五国在内的东盟缓解南海争端内在的不竭动力。有鉴于此,中国宜通过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理念予以精准应对,既要将和美国的南海战略博弈与中国和五国的利益博弈区分应对,又要针对五国不同特点区别对待。     

如何认识当前与今后的中美关系

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存在着三大挑战,即中美战略互信严重缺乏,双方互动多限于功能性层面;美国霸权心态犹存,两国国际战略存在矛盾与冲突;美国冷战思维根深蒂固,"改造"中国的冲动难以消解。这三大挑战将会给两国关系的发展造成结构性障碍,但在战略意愿、沟通机制以及外部条件等方面的积极因素为两国关系的总体稳定提供了基础。鉴于奥巴马政府的政治特点以及中美两国政策重心内转,2016年的中美关系将基本保持现状。     

全球治理改革与美国的领导地位

奥巴马总统倡导美国实施新时代的接触政策。该战略核心要素包括:现大国与崛起国和平相处的世界秩序;共同管理跨国问题;彻底修正现有国际机制,以适应大国力量对比和全球议程的新变化。与往届总统相比,奥巴马较少强调追求美国的优势地位,更期望其他全球性力量能够承担更多责任,但奥巴马政府缺乏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有效办法。美国与其寄希望于联合国,不如将正式的国际机制与更加灵活的伙伴关系结合起来,以实现美国家利益。     

G20与C2：博弈论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关系构建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国际局势有重大影响。如何看待和解读当前的中美关系,如何构建未来的中美战略关系,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影响到国际体系的稳定。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视角外,笔者认为,制度合作博弈理论不失为一个好视角,以此理论为指导,中美两国可在G20制度框架内构建起“新型大国关系”——C2,从而有利于中美两国长远的战略利益。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基础与障碍——基于对外战略核心理念的分析

探讨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关注中美外交战略的核心理念。中美两国外交战略的分歧源于核心理念的不同。美国的外交战略核心理念体现为"领导地位"和"伙伴关系",其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中国的外交战略核心理念则围绕"独立自主"和"相互依存"展开,其目的是成功实现和平崛起。以不同外交战略核心理念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必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与障碍。如何化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克服障碍,避免走中苏分裂的老路,是关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构建的关键。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与中国维护海上安全对策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21世纪初美国全球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旨在收缩战线,集中资源,以控制亚太为杠杆,维护美国霸权。它对中国海上战略环境、国家主权、地缘形势和海军发展都带来深刻影响。有鉴于此,必须科学谋划维护海上安全的战略指导,建设强大海军,坚决维护核心利益,妥善管控海上军事危机,积极稳妥开展海上安全合作,为维护中国海上安全提供可靠保障。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想与现实

由于缺乏互信、霸权心态和文化差异,美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国霸权战略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这是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重大挑战。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美国维护霸权与新兴大国中国快速上升之间的矛盾;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主张的差异;美国追求绝对安全与中国维护日益扩展的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未来中美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会进一步凸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实际上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目标诉求。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起步条件。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保持战略耐心,加强合作,管控分歧,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中美之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进而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还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