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安全视角下的哈萨克斯坦国家身份建构

国际关系中的本体安全研究多倾向于“国家中心论”假设,但以这一假设形成的理论范式无法充分解释哈萨克斯坦的本体安全问题。本文以吉登斯社会学本体安全理论为依据,剖析本体安全的社会关系本质,指出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典型的处在社会变迁中的国家,面临国家身份不确定带来的本体不安全问题。研究发现,哈社会围绕国家身份问题进行了长期辩论,却没有陷入国家身份问题的“安全化”陷阱,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紧密的互动、有效的对话和协商机制。正是这种对话与协商为国民维护身份利益、追求本体安全提供了弹性空间,进而保证该国独立30年来的整体性稳定与快速发展,使得这个文化、语言、宗教与族群异质性相当强的社会,即便没有形成统一的集体认同,也能维持整体和谐与统一。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设正是在协调各种身份利益、兼顾各方本体安全的前提下缓慢推进的,随着内外局势的变化,未来是否产生变数,值得持续观察。     

广义安全的本体、视界与范式：“关系和合度”解析

基于中国关系本体论对安全的本体和视界进行解析,并且建构中国的安全理论范式,是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方面。安全是一种什么样的“实在”,这是十分重要的本体论问题;而以什么样的“视界”考察安全,则是非常棘手的认识论难题。“关系和合度”解析为“广义安全论”视域下的安全本体、视界与范式提供了哲学诠释。安全是“关系性实在”,是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是呈现人与世界“广义性联系”的“关系和合度”。如果关系的和合程度是安全获得的程度,那么安全就是以“关系和合度”为自变量的函数,广义安全便是呈现人与世界“关系和合度”的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广义安全凸显“关系和合度”的适然性,安全之境即是保持优态共存的“适然之境”,是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关系的总体性和合,这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全球安全观提供了理论支撑。广义安全观是集成与整合诸安全构成要素与安全领域的大安全理念,是“场域安全”思维的完好体现,是多重时空关系状态与多种活动性质特点的融合。     

有限性与延展性：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演进

文章从国家安全本体论、安全体系认识论与安全实践方法论三个维度考察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行时间分段,讨论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演进。有限性与延展性是这一演进过程中安全思想的连贯体现,分别涵盖了安全目标、认知与方法在各阶段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特征。虽然新中国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安全环境和安全需求,安全形势愈加复杂,但是安全思想和实践总体符合安全有限、延展演进的特征。安全具有弹性但不可过载,不存在绝对安全的空间,而狭义的、单一领域或维度的安全亦无法有效支撑对国家安全的维护,特别是在愈加复杂和不确定的国家安全环境中更是如此。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有限—延展”的演进特征反映了安全环境的客观变化与领导人主观能动的决策部署。     

独联体国家与中国建立新型安全合作关系的历史回顾

苏联解体使原来苏联的疆域上出现了15个新兴国家(其中12个为独联体国家),使与中国有共同陆路边界的国家由12个增加到15个,同时也使相关国家面临新的安全环境。1991年12月以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开始探索建立一种新型安全关系模式——合作安全关系。这一过程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有关国家在边境地区各自裁减军事力量并在边境地区建立相互信任;其二是有关国家在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划分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国家安全学中的国门安全研究

国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是指口岸管理中的进出境口岸。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口岸日益成为各国人员、货物(物品)和交通工具进出境的唯一合法通道,口岸的主权性、开放性、国际性和国门安全风险源的多样性共同导致了国门安全风险的流动性、跨境性、复杂性和外溢性。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口岸管理是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途径。然而,在目前的国家安全学研究中,国门安全仍是一个尚未引起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当下的国门安全研究滞后于进出境监管实践的发展,在响应国家安全战略方面存在不足。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国家安全内涵的拓宽、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和进出境监管实践的发展,国家安全学必须不断拓展新的学科方向和研究议题。国家安全学研究不能仅仅关注单个领域的国门安全问题,而必须基于国家安全的空间场域来凝练国门安全的研究议题,并使国家安全学研究朝着巩固研究领域、促进学科构建的方向发展。植根于维护国门安全的现实需求和完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理论需要的国门安全学,应当成为国家安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安全研究的理论与现实：几点思考

国家安全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学术工作,需要耐心细致的学理分析。安全是一种不受威胁或不感到危险的状态,而不是纯粹物理层面的隔离或保障。国家安全有着极其多层多元的构成,同时带有外部属性和内部成分。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国家安全的界定与维护,明显区别于旧时代的内容,认识其中的联系与区分十分重要。从人类思考安全的历史进程观察,可以看出一种不断深化与进化的线索,它对于确立今天的安全思想、目标、行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认知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国家安全,离不开对过往不同时期国家安全状态以及方针的借鉴吸收。通过梳理国家安全研究类型,可以发现日益多样的探索路径与工具,对它们各自优劣的比较,有助于建立均衡合理、适应新时期需求的安全研究架构。就政策层面而言,保持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支点与枢纽,其中尤其须重视吸取一些大国的经验教训。就学理角度来看,新的思维与工具,如“层化”研究思路或许能帮助研究者拓展更大空间。     

失效的“压舱石”：经济安全化的现实转向

经济安全化是国家通过安全叙述将非安全的经济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的过程.在国家认为经济合作的收益将损害其在权力竞争中的整体所得时,或者在国家间政治外交关系遇到巨大震荡或冲击时,国家安全逻辑会超越经济逻辑而生效.此时,安全与经济问题在刻意煽动下交织碰撞,国家间密切的经贸关系不仅难以成为管控两国矛盾与分歧的\"压舱石\",反而会被国家视作现存的\"安全威胁\",成为某些国家中断或破坏双边政治经济联系的借口与手段.国家间存在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也会随之成为安全化操纵国维护与拓展权力、进行地缘政治竞争和打击、操纵他国的战略性工具.因此,文章以存在紧密经济相互依赖的中美与俄欧关系为案例,在比较中美、俄欧之间不同经济安全化动因的基础上,分析经济安全化转向背后的选择逻辑,为中国更好地应对经济安全化挑战、更有针对性地发挥\"经济压舱石\"作用提供一定思考.     

“9/11 is alive and well” or how critical terrorism studies has sustained the 9/11 narrative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espite engaging in a powerful critiqu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ttacks of 11 September 2001 (or “9/11”) as temporal break, critical terrorism scholars have sustained and reproduced this same construction of “9/11”.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articles published in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how critical scholars have overall failed to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this dominant narrative, as they inhabit the same visual, emotional and professional landscape as those they critique. After examining how CTS has reproduced but also renegotiated this narrative,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what Michel Foucault would describe as an “effective history” of the attacks – in this case,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how the attacks did not constitute a moment of personal rupture but nonetheless later became a backdrop to justify my scholarship and career. It ends with a renewal of Maya Zeyfuss’ call to forget “9/11”.     

“情境—意识—行动”框架下国家安全治理的模型假设

国家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治理理论谱系的协同理念与安全化理论的“主动发声”契合了国家安全事务的实践性需求,在“安全、安全感和安全化”的概念向度上,形成了审视安全状态、安全感知和安全行动的“情境—意识—行动”分析框架,三者交互建构的过程嵌套着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对象、观念和政策行动。其一,在安全治理对象的识别与阈值范围的讨论中,源于安全与风险的差值关系以及政治化与安全化的动态均衡关系,公共事务进入安全议程的边界具有“临界点弹性”特征;其二,在主导型政府范式中,安全治理主体呈现“能力＞状态＞感知”的安全观格局,在安全秩序与安全服务的供给上呈现“序列偏好”;其三,在安全治理的政策过程中,政策环境、政策意识和政策选择的倒三角构成治理沙漏的上端,政党、政府和社会的科层三角构成治理沙漏的下端,前者随着信息流、资源流和权力流自上而下的滴漏呈现漏斗效应,后者随着政策执行的层层传导不时出现加码转嫁、目标偏移及反应性治理等科层效应,二者形塑治理行动的“沙漏模型”。     

大国安全与地区发展的悖论?——基于冷战早期美拉关系的考察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战后初期美国积极在西半球编织反共防务安全体系。与此相比,美国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需求消极怠慢,对它们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视而不见,采取了“贸易而非援助”的经济政策,激化了美拉矛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实行了国有化和土改等民族主义改革,并同苏联加强贸易往来,反美反独裁的游击运动风起云涌。在美国看来,这与其在西半球的经济安全和反共战略相悖。为了化解危机,美国一方面以反共和集体安全为名,对“敌对”政权进行军事干预,另一方面也在不断调整自身政策,加大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力度。不论怎样,谋求和巩固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始终是美国制定拉美政策的根本目的,安全和稳定是其维护的主要利益。在理论上,只有拉美国家的深层经济发展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才能消除不稳定的隐患,所以,美国国家安全与拉美地区发展是并行不悖的。但在现实中,由于拉美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与美国关系密切,美国不可能切实推进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同时美国又常以安全防务政策化解由经济发展引发的拉美问题,这种立场上的偏差注定了美国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的“无效性”,而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