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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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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问题“安全化”及其对21世纪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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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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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出现了严重"安全化"态势,它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因素嵌入中日关系结构,从身份—本体安全、国家战略与威胁认知等方面对中日安全关系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受害者身份认同与日本的自我优越认同和受害者身份认同存在裂痕,导致双方互将对方视为最大的"他者";中国以御辱图强的抗战精神来实现民族复兴与和平发展的中国梦,而日本新保守派则利用中日间的"恶性联动回路",通过"摆脱历史""利用历史"来实现其修宪、强军的"正常大国"梦;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的泛滥使中国担心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则担心中国重新复兴后的对日复仇情绪和清算意愿。在"历史战"风险巨大而近期难以走向真正和解的情况下,中日双方应相向而行,努力降低"历史问题"的"安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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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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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与自传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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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天松 谢驰《法国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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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达将"自传"称之为"自传书写",轻视以自我为中心从生到死的传统自传叙事。他主张:自传并不是客观的自我书写而是主观地书写自我与他者的联系;自传并不是叙述自我思想概况而是详细介绍自传作家本人的作品概况;自传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纪实书写而主要是虚构书写。我们认为,雅克·德里达所论述的自传话语,在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自传理论的同时,又是对既有理论的重新建构,从而形成了其全新的"自传批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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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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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散居回族人的社会合作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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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霞《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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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不仅加速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还促使"民族交错"成为未来世界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的常态居住格局。对此,本文以中国大陆城市中人口分布最广泛、城市化程度最高的都市散居回族为例,聚焦其处于社会亚文化单元中的"他者"身份和"自我"认同结构,研究多民族社会协同合作背景下少数民族心理环境的细微态势,从心理基础调适、心理结构调适、心理成分调适三方面探讨了都市散居回族与社会主流文明之间的良性对接,反映当代中国"和合共进"的时代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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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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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路与中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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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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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期“,大国崛起”话题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屈辱与落后之后,中国人再次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中国作为大国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我们追寻的不只是国家的强盛,更是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与尊严。因此,历史上大国的兴衰取决于什么因素、会形成什么样的周边关系、如何取得原有大国的认同?在大国发展过程中,我们应持怎样的心态、怎样继承与创新中华文明、怎样吸取大国发展的成败得失、选择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等问题需要厘清。本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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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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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传播：作为国家认同双重机制的考察 被引次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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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强《求索》,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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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传播是国际传播研究中的学术热点。从国家认同来说,它具有两个方面的机制和意义：一是作为政治宣传机制的意识形态意义;一是作为身份认同的文化心理意义。第一个方面目前研究较多,但在传媒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上,多以国家功利主义为最高原则,而忽视了其主要意义在于为国家主权生产合法性。国家形象传播作为一种身份构建的国家认同机制,则具有更广泛的共性。中国做为西方的他者,历史上的国家形象经过反复变化。在国家形象传播中,自我认知和他者评价总是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应着力促进不同国家的沟通,增进了解,以消除由文化差异和认识局限所带来的形象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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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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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的缘起及其运作——兼论中国的立场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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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志华《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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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是东盟为进一步深化同对话伙伴国在非传统安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问题上的讨论与合作而建立的安全合作机制。这一会议机制具有三大特色:第一,坚持东盟的主导地位;第二,要求大国的政治承诺和对规范的认同;第三,追求务实的安全合作。东盟通过运用议题设置、制度建设、决策程序等诸多手段维持其主导地位,并通过政治承诺与规范认同的方式协调大国行为。由于东盟缺乏必要的物质实力,大国对于政治承诺与规范认同的漠视使这一会议机制面临失灵的风险。东盟在建构规范约束其他大国行为的过程中,其自身也被建构的规范所约束。这为中国通过影响规范创设进而影响东盟决策提供了切入点。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影响这一会议机制的议题设置,也可以将这一会议机制作为在新时代调适中美关系的抓手,推进与亚太其他国家的务实安全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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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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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身份视角看中国参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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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理论视野》,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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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在全球安全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与其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基本抵制、部分参与和全面参与三个阶段。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源于中国国家身份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的调整。国际社会对于核不扩散普遍价值观的认同，使得中国扩大了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界定，从而在政策取向上保持与其他核大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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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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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下我国的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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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桂芝《团结》,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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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将走向一个新时代,传统的军事安全观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已经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各主要大国已在研究和探索一种新的安全理念,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对于我国而言,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仅仅是发展的契机,还有经济安全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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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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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共生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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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龙《国际展望》,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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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共生论在中国学界兴起,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一个新的生长点。运用国际共生论探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国际体系共生性日益增强的全球化时代,以结盟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大国关系已逐渐失去其合理性,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大国之间的必然选择。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中美在经贸、全球治理等领域具有共生性。但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仍处于非共生状态,存在较多矛盾和冲突。双方尚未形成全面和足够紧密的共生关系。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传统大国关系的现实主义逻辑仍占据主导地位,一个成熟的共生型国际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成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国际体系进化过程。在这一进化过程中,中国不能做一个消极的等待者,而要做一个积极的"施动者",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早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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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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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转移的新特点与中国外交的提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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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望》,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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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国际关系出现了新一轮权力转移,它具有三个新特点。第一,这是近代以来权力首次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新兴国家群转移,从"一超独霸"转向多元、多边、多层的复杂格局,国家成败取决于能否满足国内外对公平发展的要求。第二,地区的重要性空前突出,将成为重塑世界面貌的动力。亚洲新兴国家密集,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大、中、小国家各自影响力都在提高。地区组织和机制多元竞争、开放包容、软约束减弱。地区国家不愿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更重视复合安全与平衡安全。第三,美国提出的传统意识形态之争是伪命题,未来的意识形态之争将是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要求与狭隘民族主义、激进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斗争。认识的分歧显示出国际认同的危机。面对新趋势、新特点、新需求,中国外交必须探索新型大国的应对途径,摒弃传统大国的思维与战略;重新认识地区的重要性,更深入、全面地融入地区;警惕传统意识形态之争的话语陷阱,以前瞻性思想促进国际认同。中国崛起包含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创新,发扬中华文化的包容、和谐精髓,可以对国际认同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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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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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叙事之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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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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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中国最大误解集中在文明型国家和共产党中国上,最担心中国崛起会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普世价值神话。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工业文明向数字化文明转型之际,中西竞争进入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的同质性竞争层面,从全球化核心技术、标准、规则乃至全球化体系本身延展开来。为此,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作为文明型政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在中国国内实施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在国际上倡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以消除和平、发展、治理和信任的赤字,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人类共同价值观是赢取叙事之争的关键,也是解决人类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美叙事之争的目标不是赢,不为争,最终还得消除中美间的误解和隔阂,化解双方意识形态分歧,展开中美和全球治理对话,凝聚中美共识,寻求中美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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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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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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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圣平《求实》,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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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地位上升后的中国,受到国际社会一些反动势力的敌视,其意识形态也跟着"遭殃",成为斗争的"主战场"之一;全球化的加强和国际联系的紧密,使中国同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随之增多,这为西方"和平演变"中国提供了新的机会。为了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的不利影响,增进国际相互信任、坚持做责任大国、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提高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正确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与国际联系密切后带来的社会思想多元化之间的关系、与时俱进地不断充实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等,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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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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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实力和身份认定视角下当前中国的大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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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秀蕾 李冠群《长江论坛》,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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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实力和身份认定是大国定位的主要标准,也是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中的大国,中国的大国定位关乎中国和平崛起伟业。根据物质实力标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不足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根据身份认定标准,其他者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但将中国崛起误认为是威胁。为此中国自我认定为负责任的大国,并将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外界的认知误解与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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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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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与权益：论北非地区中国国家形象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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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洋《当代世界》,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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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阿拉伯国家作为中国能源外交的重点区域，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的联系极为紧密。近年来，双方经贸合作取得了快速进展，然而中东乱局尘埃未定，北非国家对区域外大国的介入仍然缺乏足够的信任和认同，这已成为中国进一步拓展与北非国家经贸合作的一大障碍。因此，实施国家形象优化策略有助于中国获得北非国家的信任，为中国走进阿拉伯世界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同时也为中国一北非长效经贸合作提供战略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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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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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情感与对外政策——以本体安全研究为中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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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晓强《外交评论》,2011年第28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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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兴起的国家本体安全研究提供了理解身份与对外政策关系的新视角。本文旨在评介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探索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基于身份稳定的本体安全是国家的需要,情感是连接这一需要与对外政策的中间动力机制。信心或焦虑、尊严或羞耻等动机性情感推动各国政府选择强化和巩固身份的对外政策。本体安全理论揭示了国家行动的习惯性和情感性逻辑,启发我们制定合理的身份管理战略和国际话语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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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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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理论视域下他者对“中国模式”的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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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娜娜《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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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正在成为后冷战时期西方定义中国身份的一个重要话语,以西方对"中国模式"进行研究为代表的"中国模式学术话语"是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西方学术界试图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等维度建立中国模式与中国身份之间的关联,以简单而又有明确内涵的"西方中国模式"为中国定义身份。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及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认知图式和身份认同叙事。为此,我们有必要从构建中国的自我身份、解构西方叙事、提升解读中国道路的话语权等方面努力,不断增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正当性阐释,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自我认同、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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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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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中的身份建构：论乔治·桑的自传《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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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雨晴《法国研究》,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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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的自传《我的一生》开创了女性自传的先河，她也被称为了“女性A传第一人”。自传不仅是难能可贵的社会历史资料，更是作者实现身份认同、自我认识的方式。本文将以自传中的身份建构为立足点，从自传写作的动机、自传中的身份意识、自传事实的选择等三方面对乔治·桑自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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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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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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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彬《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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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期,中国和国际社会依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标准,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和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这些充满疑虑和矛盾的认识与评判,集中体现为关于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四个困境:中国是否实现了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型;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将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参与者,还是破坏者、变革者?为此,中国迫切需要明确自己的国家身份,调整与规范国家行为,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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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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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信任研究的缘起与内涵——兼论中国政党信任模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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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探索》,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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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社会风险的加大和政治行为者的个体化是政党信任问题凸显的全球情境.中国在双重转型过程中加剧的社会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政党信任问题凸显的中国情境.与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和全方位政党这三种政党模式相对应的政党信任类型分别是庇护型信任、动员型信任和契约型信任.当前中国政党信任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自政党信任模式的转型,即传统的动员型政党信任已经逐渐瓦解,而新型的契约型政党信任并未完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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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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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影响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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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荣《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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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稳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有可能从经济安全、主权安全、贫富差距扩大和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从经济全球化角度而言,中国保持政治稳定的对策主要是:对全球化的失利者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坚持国家主权与自我限制治权的关系;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增强党的影响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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