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

在转型期,中国和国际社会依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标准,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和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这些充满疑虑和矛盾的认识与评判,集中体现为关于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四个困境:中国是否实现了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型;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将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参与者,还是破坏者、变革者?为此,中国迫切需要明确自己的国家身份,调整与规范国家行为,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同的危机与重构

一、国家认同的含义“认同”是社会研究领域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就是指自我具有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无论是对具有情感的个人 ,还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群体来说 ,正是这种对身份的确认(认同)将“我者”与“他者”区别开来。这种认同最初虽然起源于物质主义的因素 ,但在后来不断演化的漫长历史中 ,却是逐渐由观念主义的因素建构出来的。认同分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所谓国家认同 ,通俗地说 ,就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 ①。所谓“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主要指的是“我国”区别于…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 ———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 中国的 国家身份几经转换, 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 国际社会的一员, 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以来,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履行国际义务, 维护国际秩序, 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 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新身份·新利益·新外交——对中国新外交的建构主义分析

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新外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在分析中国新外交“新”在何处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新外交首先反映出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即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已从境内扩展到周边乃至整个世界,而且从主要追求物质利益、经济财富到国家形象与经济利益并重。而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又是中国国际身份认同转变的结果。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其主要表现为:中国开始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一个倡导合作的国家和一个积极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国家。     

深度伪造与国家安全: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

深度伪造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自2017年第一个深度伪造的作品出现,深度伪造正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散。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有心者制作各种深度伪造作品的门槛大大降低,导致互联网和各种社交媒体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深度伪造作品。深度伪造技术既有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正面功能,也有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与挑战的负面作用。它不仅给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让国际社会本就存在的“信任赤字”更为恶化,而且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民安全等领域制造了更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国际经济犯罪团伙利用深度伪造对中国企业和民众进行诈骗活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频频利用深度伪造的作品,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国际上的各种势力更是利用深度伪造争取中国的民意,造成部分民众认知的错乱;等等。要治理深度伪造所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就要在总体国家安全架构下完善针对深度伪造的综合治理体系,同时倡导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理念,与国际社会共同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国际社会影响下的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变迁与现状

国际社会的力量是新加坡界定其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影响其国家认同表现形式变迁的重要因素,它促进并形成了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冲击—反应"模式。从地缘政治因素,到经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文化冲击,国际社会力量在不断形塑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形式。近年来的《联合早报》相关报道显示,国际社会中跨国人口的流动因素成为影响新加坡国家认同的新的重要因素。     

“熊通困境”：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政治与安全两难

“熊通困境”是指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家,因“异质身份”而面临现行国际体系强烈敌意、因实力相对增长而受到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权势压制的双重难题。西周乃至春秋时期楚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特定国家与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大不相同的国际政治身份,受到体系敌视、压制的状况,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效应。而此类国家实力增长及由此导致的权势对比变动,较一般崛起国家而言,往往将激发起现有体系内更为强大甚至远超常规的敌对性反应。崛起国家突破“熊通困境”存在两种方式与效应皆有所不同的路径：一是主要通过武力强制,力求最终颠覆现有国际体系,这意味着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乃至最终爆发大国间战争;二是致力于推动促进现有国际体系身份共识的瓦解,这意味着长期的、连贯的、灵活的、坚定的非军事与军事手段的战略组合运用。当前,在中国国家实力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对中国施加愈发强大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与之“对立”的“他者”,并对这种国际政治身份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乃至显著敌意。笃行和平与发展的当代中国,突破“熊通困境”的主要战略路径,在于逐步构建并推广新的国际体系“身份共识”,为此需要以改变他国意图和行为为目标,需要付出较长时间的努力、采取灵活的方式以及抱定锲而不舍之态度。     

日本在国际社会身份认同上的困境

当前，日本在国际社会身份认同上面临四种困境：一面追求完整主权同时又容忍主权缺失；是充当域外代表还是真正融入亚洲地区；是扮演诚实的经济合作者还是进一步发挥国际军事安全作用；是定位于地区大国还是争当世界大国。这些困境既影响了日本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也徒费了日本有限的外交资源。平添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疑虑。日本要摆脱这些困境存在诸多困难，但日本会在反思中不断调整方针政策。     

国际社会的发育与国际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指民族国家关于国际关系的“是非判断”和“行为准则”, 它 的确立与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发育程度密切相关。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 国际社会经历了孕育 与初生期(1789 ～ 1918年)、幼儿期(1919 ～ 1945年), 少年期(1945年后)。国际社会核心价值观 起源于《国际联盟盟约》, 基本成型于《联合国宪章》, 其理论基础是威尔逊主义的理想主义, 哲学基 底是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当前, 《联合国宪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的原初制 订者———美国不时有意“违宪”, 这反映出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念在美国的衰落。另外, 宪章的“国 家主义”色彩非常浓厚, 而对国家内部和全球化时代的公民安全关心不够, 因此有调适的必要。     

国家身份、国家角色视域下的中俄关系

国家身份是指国家在特定国际背景下持有和表现出的个性与独特性的形象,即国家是什么和代表什么,在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形成和变更,包括内在身份和社会身份。内在身份是由国家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属性决定,社会身份是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中建构而成的。国家角色是外交决策者对于适合本国的一般性决策、义务、规则及行为的自我确定,同时包括了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在持久基础上应尽职责的自我确定。国家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规定国家角色,国家角色塑造国家对外行为。中美俄三国的战略影响使其对外政策具有强烈的相互依存特性。三国内在身份差异决定了美国会成为中俄关系发展的持久推动力,中俄社会身份的趋同有利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达成相同或相似立场,国家角色认知差异使两国选择结伴不结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