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盗窃案：对刑事和解的主持者及和解后处理方式的探讨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王某伙同他人潜至某建材市场，拉开某店面的玻璃门，钻门缝入室，窃得被害单位的新缆牌单芯电线38卷、熊猫牌单芯电线12卷，共计价值人民币6490元。犯罪嫌疑人王某后在转移赃物过程中被人赃俱获。     

企业所有权分享安排与企业业绩

企业所有权在物质资本出资者、经营者、生产者和债权人之间分享安排,可以调动各分享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企业业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企业所有权规定了其主体可以从企业的剩余中获取与其努力程度相适应的收益。企业所有权分享安排形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完整的企业所有权分享安排形式:既安排剩余索取权,又安排归属性控制权;又可以是不完整的企业所有权分享安排形式:只安排剩余索取权,或只安排归属性控制权。不同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形式,具有不同的激励作用和激励时间,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也不同。     

"职业二奶"的社会之痛

阿萍很漂亮,出生在农村。1999年,阿萍在深圳认识了第一个“男朋友”,他每个月固定给她3000元。共同生活了5个多月,阿萍终于抓住一个机会卖光了“男朋友”给她买的所有家具与家电,并甩掉他。很快,阿萍结交上了第二个“男朋友”并被他染上性病。没多久阿萍要了他一笔治病的钱,离开了他。接着,阿萍又交了第三个、第四个“男朋友”。每交一个“男朋友”,阿萍的存款就往上涨一截。据报道,近年来,在深圳悄然出现了“职业二奶”一族。像阿萍这样做“职业二奶”成了一股风。“二奶”尚且一直备受社会各方诟病,就甭说“职业二奶”了。那为何“职业二…     

"减灾进社区"活动专题报道(三)联合国的社区减灾实践(二)灾害管理者行动指南

译者在上期介绍了社区减灾应该关注的七个方面.社区减灾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协作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地方灾害管理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亚洲各国国情不同,灾害管理体制也有所区别,因此,本文仅从社区减灾的共性方面来介绍针对国家和地方灾害管理者的行动指南.     

汕头市改革开放十一年

中国的“华南要冲”汕头市,在11年的改革开放中,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1989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116亿元,比1978年增长3.57倍,比1980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也分别比1978年翻两番或近两番。据抽样调查,市区居民人均收入1672元,比1978年增长3.6倍;农民人均收入880元,比1978年增长4.2倍。 汕头人感到,改革开放这11年,是汕头经济发展     

做企业如做人

道德古已有之,现实生活中却发现,现代企业好像在"退化",似乎道德与其"绝缘".其实,做企业如做人,都必须道德为人.     

台湾地区以及英国新城开发经验及其对北京市新城开发的借鉴

本研究回顾了全湾地区新城开发以及英国大伦敦计划，并运用博弈论分析企业参与开发时的优惠贷款利率问题、新城内中庄及富人阶级与中下阶层之冲突问题和土地取得机制影响等问题，予以对北京市新城开发机制追行探讨。结果发现，中央与地方应分别设立专责新城开发机构负责规划，并由中央成立新城开发公司，负责开发、营销与物业管理，同时三者需共同负责区域产业发展调查以及房地庄市场调查，开发新城也应同时配合办理旧城改造工作，并以产业发展为手段安置原住户。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和谐管理探析

和谐管理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和谐管理。和谐管理要素是和谐管理的基础,既要重视和谐管理主体与实体,又要重视和谐管理机制;和谐管理层次是和谐管理的关键,在基本制度层和谐的前提下,必须做好三个层次的和谐,即和谐管理体制层、和谐管理运行层、和谐管理沟通层。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和谐管理会面临新考验、新任务、新情况,这就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谐管理规律,使和谐管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联合国的社区减灾实践（一）——社区减灾面面观

抵御自然灾害,各国政府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但只有社区居民认知了风险并采取有效的备灾和避灾措施,才能将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在这方面,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一直不懈研究和实践,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社区减灾管理经验。例如,德国政府开展的社区风险管理、印度社区减灾行动和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在亚洲六国开展的社区减灾项目等。其中,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在亚洲国家实施的可持续社区减灾项目很具有代表性和借鉴意义。其项目成果《亚洲可持续社区减灾实践》这本书为不同方面的灾害管理者,如政策制定者、国家灾害管理者、地方灾害管理者、培训者和社区工作者提供了一套可实际操作的方法。译者将分三期系统介绍。     

法律亚权利:权利拓展的文化背景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和社会本身,对权利现象的认识是一个螺旋式的渐进过程.权利拓展背后的现象之一是法律亚权利现象的存在.在法律体系上,对待权利问题我们常常思维格式化,总是忘却习惯权利和道德权利的存在.我们的态度是惟一的,只承认国家制定法即认为国家制定法是全部的法律,不仅排斥了大量的习惯法,而且还否定了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与国家法律的相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