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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东西方文明的复兴都是文明再造的结果。一种文明能否通过再造而复兴,取决于其自我更新活力和适应客观环境变化的自我调整能力。西方文明在中世纪后半期复兴、在近代崛起并在世界占据主导性地位,是彻底摆脱了欧洲古典文明束缚后诞生的新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激烈碰撞过程中,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全面再造的结果。阿拉伯文明则在近东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交融中再造并崛起,对中世纪前半期世界文明的发展发挥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也是文明再造的过程。1840年至今,中华文明亦一直处于打破旧束缚、持续再造的过程中。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表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复兴。文明的再造,是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包含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营养,又须汲取外来文化的活力。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正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力度继续中华文明的再造,从东西方文明的兴衰规律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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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大国博弈加剧,国际政治在权力政治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政治的权力困境中越陷越深。国际政治陷入思维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长期以来混淆了前现代国际关系和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差异,即前者是权力政治,后者是权利政治。权利政治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推动国际政治发生现代性转变的强劲动力,这在国际关系史和政治思想史中得到充分证明。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17世纪是国际政治从前现代转向现代的历史分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现代性价值观和权利观注入国际政治,围绕国家主权构建起一个现代国际法体系,确立了现代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权力边界和主权间平等关系,塑造了一个基于契约关系的国际权利政治社会。权利政治被注入国际政治后,权力的滥用和野蛮生长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国际政治生态逐步从野蛮走向文明。同时,权利政治也使国际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上升,国际冲突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权利冲突,权利冲突可能转化为权力冲突,权利包装下亦可能隐藏新型强权政治。权利政治为超越当前国际政治的思维困境提供了出路,也体现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科的理论突破方向。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