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

在战争动乱年代,一个家境贫寒只读过十年书的小知识分子,读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走上改造旧社会的革命道路,把建立独立、民主、平等、富裕的新中国作为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感到现实的社会与理想并不相同,在信仰、事业、婚姻等许多问题上不断发生碰撞,成为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批判重点,还通过下放“北大荒”等手段强制改造,时光在迷茫、痛苦、挣扎中流失。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强调思想解放、社会和谐,     

要约通知与单纯沉默

沉默原则上并不构成意思表示。作为例外情形，当事人得约定沉默具有特定含义。同时，制定法中也存在若干将沉默拟制为意思表示的规定。此外，在具体情形中，根据商事习惯或诚实信用原则，沉默同样有可能被视为意思表示。当作为意思表示的沉默出现错误时，能否以及如何适用有关意思表示撤销的规定，则因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国际法律交易中，就沉默情形的判断而言，《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欧盟《罗马条例I》值得特别关注。     

公司法和公司治理中的现实与幻象

公司契约论在IPO阶段体现得最为清晰。如果契约论有效，IPO时披露的公司章程中 就应当包括大量的个性与定制化条款，但现实恰恰相反。IPO章程中并未包含反收购措施、对交错董事会的实证研究也无法达成一致，反收购措施只是专属投资关系的有效补充。IPO章程并不像公司契约论设想的那样是治理创新和个性化定制的载体。对公司法供给方面的州际竞争研究中，尽管大型企业通常在特拉华州注册，但如果其总部设在较小的州，那么其更倾向于在该州注册。公司在较小州注 册时，更期待对该州公司法未来的变化施加影响。上述两种解释都得不到公司契约论的支持。1980 年至2000年中期阶段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上市后管理层并未发起提升公司价值的治理变革，管理层维持了被认为将降低公司价值的交错董事会制度。2000年中期以后，公司治理环境出现了两大重要 变化。其一，大量公司取消交错董事会，董事会独立性增强。其二，多数投票制度作为一项创新制度被广泛运用。虽然这两大变化可被视为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的治理措施，但是契约论无法解释上述变化为何出现在当下，而非之前的阶段。     

过失犯中结果避免义务的判断--以“明石人行桥踩踏事件”日本最高裁判所决定为例

判断是否成立过失犯，在确定有无预见可能性之前，首先需要确定结果避免义务的主体及其内容。尤其是存在过失的竞合的场合，具体应由哪些主体承担义务，以及作为刑法上的义务，义务主体具体应采取何种程度的结果避免措施，都需要针对具体案情进行具体探讨。在此情形下，由于数名义务主体未必成立过失共同正犯，要以过失犯的单独犯论处，就可能会对其科以重叠性的作为义务，为此还需要提出这种义务的正当化根据。     

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使用禁止

本文从批判性的视角概述了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采纳或者说是关于证据禁止的问题。证据禁止区分为非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和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非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可能是由于公诉中初步侦查时的取证错误导致的。就是否适用非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这一问题，德国司法官会从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例如，犯罪的严重性或者是取证错误的严重性。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是由于侵犯了个人隐私。例如，私人日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日本反垄断法的修订及其最新发展

日本反垄断法实施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近年来，日本在反垄断领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在立法上，2013 年日本对反垄断法进行了修订，令人意外地废除了自1948年开始施行的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审判制度，在反垄断法适用上扩大了法院的职责。在司法实践上，日本最高法院对NTT 东日本公司私人垄断案的判决，东京高等法院对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案件的判决，最高法院对非法限制交易的多摩串通（新井组）案的判决以及东京高院对日本7-11 连锁加盟店（特许经营）因7-11 总部妨碍其将当天食品降价销售而索要损害赔偿案件的判决等几个案件中，最高法院使用了“偏离正常竞争手段范围的主观性”的裁判标准以认定公平自由竞争或反竞争的垄断，引起争议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讨论。     

对于犯罪的情感因素与对待处罚的态度

大量的民意测试和调查研究似乎都表明,占很大比例的加拿大民众都希望予以犯罪以更加严厉的处罚。然而,尽管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理论来解释这种惩办主义的社会心态,但是对于犯罪的情感因素这一点却一直遭到忽视。而本文则通过运用采集于加拿大民众的数据来论证这样一个假设,即在因为犯罪而遭到的牺牲、经济上的不安全性、犯罪构成的内在属性论以及其他可变因素可控的情况下,对犯罪的恐惧和强烈的愤怒的情感因素是倾向于惩办主义心态的主要成因。同时,本文还将检验因为犯罪而遭到的牺牲、经济上的不安全性、犯罪构成的内在属性论对惩办主义的产生所具有的可能的间接作用是否是基于其对恐惧和愤怒的影响。本文多次反复论证的结果将说明情感因素、尤其是愤怒对于惩办主义心态的形成的影响。而尽管因为犯罪而遭到的牺牲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性对惩办主义所具有的间接影响并未明显地通过愤怒或者恐惧表现出来,但是犯罪构成的内在属性论的上述间接作用中却有14%是通过愤怒实现的。     

俄罗斯刑事责任免除制度研究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1章专门规定了刑事责任免除制度,但并未穷尽免除刑事责任制度的规范,其中没有涵盖因对未成年人适用教育感化措施而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形。免除刑事责任的制度主要包括:因积极悔过而免除刑事责任、经济领域犯罪免除刑事责任的相关案例、因与被害人和解而免除刑事责任。分析上述刑事责任免除制度的适用条件与根据,揭示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以及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十分必要。     

通过革命建立民主？—— 1789 年至1795 年的法国

本文覆盖了大革命从1789 至1795 年的重要阶段（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革命者的理念不同，有些人主张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使“王国重生”，有些人却用强制力、清洗和恐怖的手段使“人的道德重生”。此外，有人认为“公意”只能由代议制表达（例如西耶斯），反对者则声称要在俱乐部、巴黎各区和示威游行中体现“人民的意志”。1793 年2 月，孔多塞试着探索一条混合的路径（宪法草案），但以失败告终。从独裁到恐怖统治，法国经历了三个议会，颁布了三份人权宣言，并试图发动战争以建立集中的而不是多元的民主制度，构建一个与美国相去甚远的权力和自由的综合体。1799 年，拿破仑废除了这种构建：他建立了一个理性的、行政的、强力的国家。他反对政治自由，却保障民事权利，维护社会和平。这种模式启发了法国，直到晚近时期其影响仍然存在。拿破仑为19 世纪支持国家的自由主义（而不是与国家对抗的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     

卡尔·波兰尼的制度理论:市场社会及其“脱嵌的”经济

卡尔·波兰尼制度观点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任何经济体系都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组织。这一原则包含着一个比较的方法,以及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此外,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也不能忽视。基于此,波兰尼指出了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本质,并解释了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特征的制度性转型。"嵌入/脱嵌",是波兰尼用来区分前现代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对反义词,如今已经被广泛采用,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学家那里,被看作理解当前复杂经济现象的关键所在。然而,对于波兰尼的引用经常预先假定了一个对他的理论的曲解及一个不同的制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