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美国对华为的"战争"——跨国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

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知名高科技企业华为发动的"市场战"和"技术战"不断升级,举世瞩目.美国一方面在需求端全面狙击华为产品和服务在美国和全球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在供给端直接切断上游企业对华为的芯片和操作系统的供应.作为全球霸权国,美国无视自由市场的基本规则,通过市场狙击和技术管制两种方式打击崛起国的明星企业,震慑崛起国的产业安全,这是对国际统一市场和跨国分工网络的公然挑战,必然削弱经济的全球化,加剧经济的民族化,从而可能从根本上威胁一个已经存续多年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这也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市场和技术的控制能力日益演变成为一种大国政治的权杖.美国针对华为所发动的两场"战争",不仅构成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秩序演进的一个分水岭,也为构建跨国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十分生动的案例,同时还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将握有供应链权力的超级企业"找回来"提出了紧迫性.     

谈公共行政实践主体的特征

公共行政实践活动是伴随着人类活动始终的一种社会活动,全面认识和了解公共行政实践主体极为重要。本文对公共行政实践主体的含义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公共行政实践主体的内涵和特征,认为公共行政实践主体在公共行政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积极的能动作用缘于公共行政实践主体的基本特征。     

解析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霸权:产业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世纪中期,美国出于军工需要孕育产生了最早的半导体产业,并长期执世界之牛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半导体技术逐渐向全球扩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先后在该领域崭露头角,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发展格局也从"一枝独秀"转变为"百花齐放"。然而,近年来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对华为的强力打压表明,尽管半导体的产业分工已高度全球化,而且美国本土的半导体生产和制造也确实相对衰落,但美国在该产业仍拥有十分强悍的霸权地位,且主要体现在其产业控制力而非产业竞争力上。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规模空前的"芯片战争",不仅对相关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对整个中国信息与通讯产业的升级都构成了严重阻碍,彰显了美国巨大的产业权力。美国这种产业权力源于其对半导体产业在技术链、金融链和消费链三个方面所拥有的强大控制能力,这种产业控制力并没有因为其产业竞争力的衰退而有所减弱。它们具体分别体现为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对核心技术和高端研发的控制,对主要半导体企业在融资渠道和股权结构方面的控制,以及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产品买家而形成的市场控制。技术控制、金融控制和市场控制,共同构成了美国半导体产业霸权的三个基石,确保美国在产业竞争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仍具有强大的产业权力。这种建立在技术—资本—市场基础上的三维分析框架,也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逆势崛起与战略突围提供了一些对症下药的思路。     

关于沈阳工业转型升级的对策与思考

工业是沈阳的立市之本、发展之基,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沈阳工业也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进入到攻坚克难、转型升级的调整期。全力推动沈阳市工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能占得先机、赢得主动,不断开创沈阳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对美国的能源与气候政策进行了“全面且大幅度”的调整,其内容包括:振兴传统化石能源与核能行业、加速实现“能源独立”并扩大能源出口、降低对新能源的支持力度、打破美国能源和经济发展的气候规制约束.特朗普政府调整能源与气候政策的主要动因包括三个方面: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在思想理念上怀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并且在利益上与化石能源企业关系紧密;力求促进能源产业工人就业并降低能源使用成本;致力于打造美国的国际“能源优势”.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将对国际能源格局和气候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加快成为全球能源体系中的重要战略棋手;世界能源市场在中短期内供过于求,能源投资赤字扩大,全球气候治理全面倒退,国际能源与气候政治更为复杂;中美能源贸易合作将取得进展,构成中美经济合作的新支柱,但气候治理合作却会陷入困境.     

风险社会视角下政府风险治理分析

风险治理是现代国家政府事务的重点和难点,本文针对政府风险治理的支撑理论开展分析,在探寻风险社会及其根源,以及政府在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参与风险治理的三大原则和相关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逻辑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程度的加深,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中国经济外交内容丰富,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同时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一定的外交目标。中国经济外交大体上经历了接触性经济外交、融入性经济外交、参与性经济外交和领导性经济外交四个阶段。在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国际经济结构正面临着重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外交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其积极有为正当其时。     

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救济制度探究

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损害,生态损害将权利救济对象延伸至生态环境本身遭受的损害。但纵观我国环境法律规范中,并未有明确的生态损害概念、损害赔偿范围及权利主体的规定,这对于生态环境本身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必须积极弥补传统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在法律中明确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权利主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及生态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以构建我国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救济路径。     

回归国学经典——大学语文教育内容改革出路

国学经典在传承中华文化、启迪学生智慧、陶冶学生情操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伴随着"国学热"的再度兴起,大学语文中国学经典的教育不但没有加强,反而出现淡化与边缘化现象。因此,将国学融入大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中,普及国学经典,能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养与境界水平、进而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素养,意义十分重大。回归国学经典是大学语文教改的出路所在。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探讨

福斯特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解释,是致力于重建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为此需要对唯物主义重新理解,不仅要在实践的层面上,而且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上划分不同的唯物主义来理解。这样一来,福斯特就试图将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思想追溯到伊壁鸠鲁。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乃是:在"把客观世界以及人类的存在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之间还间隔着遥远的距离呢!因为,如果为了重建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最为直接的理论切入点不是重建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而是全面呈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因为正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为所谓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奠定了最为本质的理论根基,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评述自然伦理、自然价值等热点问题的根本理论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