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知识分子思想探析

邓小平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开拓者 ,始终关注和高度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多次就知识分子问题发表了重要论述和指示 ,为恢复、制定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为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今天 ,研究这一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 ,始终是困扰党的知识分子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伴随着党的成长和壮大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建国以后几经波…     

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

在我国刑事诉讼实务中 ,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侵犯被追诉方辩护权等违反程序的现象屡禁不止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缺乏严密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制裁是法律的内在构成要素 ,是保障法律实施的必要机制 ,对于实现法的公平与正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程序性制裁无论是在适用范围、实施机制 ,还是在基本功能方面都是刑事制裁、民事制裁、纪律制裁和国家赔偿所无法替代的。程序性制裁有终止诉讼、撤销原判、排除非法证据、诉讼行为绝对无效、诉讼行为相对无效、从轻量刑等主要方式。完善我国程序性制裁机制需要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与程序建构     

论侦查权的性质与特征

侦查权在我国被认为是一种司法权,这导致犯罪嫌疑人在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时无权申请法院进行审查,这对于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是极其不利的。从本质上来看,侦查权是一种执行权,这与行政权是一致的,而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从基本特征来看,侦查权在价值与功能、体制与人员以及权力运作方面也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     

说“过秦”

贾谊《过秦论》中的“过秦”一语,部编中学语文课本的解释是:“过秦,意思是指出秦的过失。过,这里是动词。”其他有关选本的说法与此略同。此说盖本于《昭明文选》李善注:“言秦之过”,但我认为还值得商榷。我们并不否认古汉语中的“过”可作“过失”解,也不否认古汉语中的名词可作动词用,然而,用这两条来解释“过秦”一语,却似乎有些牵强。理由有二:     

域外法医鉴定机构设置的特征

近年来我国媒体批露的多起轰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都因当事人对公安机关法医鉴定结论不服,导致群众与当地政府的矛盾逐步激化而引起。法医鉴定机构附属于公安机关确实可能导致鉴定人员被迫甚至故意迎合办案人员,出具符合办案人员主观预期而违背事实的鉴定结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警察机关虽然大多设置鉴定机构,但警察机关鉴定机构通常只进行法医鉴定以外的鉴定,法医鉴定必须委托警察机关以外的机构进行。在我国,要想增进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法医鉴定结论的信任,必须将法医鉴定机构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     

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保障机制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对遏制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其功能的发挥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对讯问活动的录制必须是全程的;必须建立完善的程序和证据规则。要保证录音录像制度在我国实践中良性运作,必须对相关制度作以下改革:强化对侦查权的控制,杜绝侦查人员在讯问程序外对犯罪嫌疑人采用强制手段;建立严格的证据规则,确保裁判者客观公正地审查录音录像材料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完善程序规则,强化辩护方对录音录像的程序参与权。     

中国司法鉴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以侦查机关鉴定机构的设置为中心

司法鉴定机构设置不合理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一个严重问题.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规定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的鉴定机构必须撤销,但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需要可以设立鉴定机构.本文在深入考察主要国家和地区鉴定机构的设置及发展趋势、分析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关制度差别的基础上,认为其理由难以证明我国保留侦查机关鉴定机构具有正当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司法鉴定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理想目标与现实选择进行了设计和论证.     

论刑事诉讼法的可诉性

刑事诉讼法的可诉性是指刑事诉讼法所应具有的刑事诉讼主体有权将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生的争议诉诸法院予以裁判的一种属性。可诉性是西方各国刑事诉讼法的共同特征。刑事诉讼法的可诉性是法治国家理念的基本要求 ,对于监督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实现程序正义和提升程序法的独立价值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可诉性缺陷现状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强化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可诉性需要从程序上进行系统的重构     

论刑事诉讼中控方举证责任之例外

在刑事诉讼中 ,在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及控方对犯罪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基础上 ,规定一部分控方难以证明甚至无法证明 ,而被告方易于证明的辩护事实由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 ,将有利于查清事实真相及实现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平衡。我国应在对相关理论及制度予以完善的基础上 ,对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进行合理配置。     

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问题与域外经验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正式建立以来迅猛发展,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又适当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这使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面临新的契机。然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存在适用范围过窄、经费极为紧张、经费配置不合理等严重问题。无论是同经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困难时期相比,还是同与我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解决以上问题都不存在经济上的困难。在未来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时,有关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