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罪的实体认定--兼与非法行医罪比较

医疗事故罪与非法行医罪是新刑法增设的两个罪名。关于这两个罪名的理解适用,学界有过一些探讨,但是探讨得不够深入。应结合与非法行医罪的比较,进行医疗事故罪的实体认定。     

制约动产浮动抵押业务发展的若干因素分析

《物权法》第181条规定：“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实现抵押权时的动产优先受偿。”虽然在概念和法律基础上都已经明确的动产浮动抵押的内涵以及权责划分，但是在中国，动产浮动抵押业务的开展情况仍远远地落后欧、美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     

不当解雇之复职救济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按照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原则,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的,复职应当是法定优先选择的救济方式,但在实践中复职救济的施行却异常困难。本文从劳动合同的继续性、人身性以及解雇之形成效力出发,分析复职救济法律适用困难之原因所在,并以限制解雇之形成效力为突破口,尝试提出在特定情形下的不当解雇允许劳动者申请民诉之行为保全,以延阻解雇行为之效力,完善不当解雇情形下复职救济之法律适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一直是以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作为工作重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经过将近40年,中国社会面临的更重要问题是如何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回应生产力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挑战.中国社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阶段,处处显示出价值理性的重要.以弘扬科学(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没有被证伪,但是必须有所发展.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回到马克思.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有许多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思想,如何把它们与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结合起来,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键.     

结构家庭治疗法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结构家庭治疗法是一种主要用来解决因为不良的家庭结构所造成的各种问题的方法,有一定的基本假设和步骤。当前许多青少年问题的产生离不开家庭因素的影响。作为社会工作对于青少年问题介入的方法之一,结构家庭治疗法的作用不容忽视。     

正交试验法优选防风的提取工艺

目的:研究防风水提的最佳工艺条件。方法:以固形物量及其总多糖含量为考察指标,采用正交试验法,以提取时间(A)、加水量(B)、提取次数(C)为考察因素,每个因素设立3个水平进行试验。结果:各因素对防风水提液的固形物量均没有显著影响。因素C对总多糖的含量有显著影响,而因素A和B则无显著性差异。结论:最佳工艺为加水8倍量,提取3次,每次1 h。     

两岸经济制度性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在国内达成并执行区域性经贸安排,既有法律上的适当性,又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CEPA的模式作为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具有经济层面的重要意义。借鉴国际上FTA的经验,将会对两岸四地经济贸易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种渐进式的经济一体化路径,必将有助于促进祖国的统一和强盛。     

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基因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及其表达产物的生物学活性

采用巢式PCR方法克隆了牛18ku-bFGF基因完整的编码序列,并构建了原核表达载体pET-28a-bFGF,将其转化大肠杆菌BL21,在25℃低温条件下,用0.5 mmol/L IPTG诱导表达5 h,用Ni-NTA亲和纯化细胞裂解上清液,经Western-blotting检测,结果显示,在特定的诱导条件下,重组牛bFGF基因在大肠杆菌中获得了表达,并且主要以可溶性状态存在于细胞中。经检测,纯化后的重组蛋白能显著促进成纤维细胞的增殖(P<0.05),其活性与商品用重组人18ku-bFGF没有差异(P>0.05)。表明,所获得的可溶性重组牛18ku-bFGF蛋白具有较高的生物学活性,可用于后续研究工作。     

俄罗斯加入WTO对中俄经贸发展的影响

俄美双方就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签署双边协议后，俄罗斯加入WTO即将进入多边谈判阶段，预计俄罗斯正式加入WTO的日期不会太遥远。加入WTO以后，与俄经贸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环境、市场准入、投资合作、经贸发展的变化可能引起其贸易政策的改变，对中俄经贸合作必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适应新形势，推动中俄经贸合作关系又好又快发展，必须继续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以政府的信用为依托，提高双方合作的有效性。构建对俄投资风险评估体系，稳步扩大对俄投资。严格对俄贸易规范与标准，推动对俄贸易的正规化，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     

罚没收入使用制度研究

我国在罚没收入的使用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定,这与我们对罚没收入的性质缺乏准确的把握有直接关系。罚没收入是基于他人违法而给财政增加的收入,它不宜用于公权力机关的经费和福利;它作为公权力主体制止违法而带来的副产品,还应该用于制止违法和预防违法,以及用于对因他人违法而得不到充分救济的公民;它作为解决因社会深层矛盾而产生的违法问题的措施的副产品,还应该使用于对产生违法现象的根源治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