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中缅边境村寨边民流失问题及其治理策略

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构想,乡村振兴是解决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中缅边境村寨边民流失大致可分为边民自发迁移和政府主导下的易地搬迁,其外流不仅受到当地各种推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与边境地区地缘、族缘跨国社会网络密切相关。边民流失导致了边境虚空与守土乏人,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遭遇困境,边民社会传统秩序瓦解,跨境外流的边民面临境外宗教渗透风险,以及伴生性的跨境婚姻、拐卖妇女、贩运毒品、艾滋病蔓延等相互交织的社会问题。政府主导下的村寨治理应包括形塑边民守土固边的职责意识,改善边民生活质量以增进边民福祉,提升边民的综合素质与抵御潜在风险的能力。     

企业合规不起诉监管问题比较研究

我国近年来企业合规不起诉已经大规模开展，亟须对适用不起诉的企业合规计划进行监管。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机制应当是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条件和后续工作。域外一些国家在处理企业合规案件中大量利用不起诉和可撤回起诉机制，通过比较研究，归纳得出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内外部独立监督体系设置以及合规补救措施的成效性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框架。我国应结合不同类型企业的现实合规监管探索，重视完善中小微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机制。我国构建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机制，可以从提高检察建议的约束力、增强内外部监督体系的独立性和加强合规成效评估的检察主导性三大路径进行完善。     

“7·5”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对新疆的影响

"9·11"事件后世界反恐形势复杂多变,北非、西亚、中东区域成为新的恐怖策源地;"基地"核心力量受损后,塔利班恐怖势力增加;中亚恐怖活动猖獗,反恐形势不容乐观。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后"三股势力"受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表现出组织的牵连性、思想的归流性、行为的效仿性、人员的勾连性、舆论的造势性等特点。打击暴恐犯罪活动的重要措施就是切断新疆"三股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     

贫困概念"元内核"的演进逻辑、认识误区与未来反思

"贫困"概念随时间的推移而愈加丰富:从"行而无资"、"居而无食"等 日常生活窘迫逐渐引申为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困顿;既涉及"至无"(即绝对贫困),也关涉"少有"(即相对贫困).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后被无限放大,多种要素杂糅并与贫困捆绑,引致对贫困的本元性要义及致贫原因与衍生后果模糊、贫困与能力剥夺等相关概念混淆、贫困的分析层次不清等问题,以"贫困"之名展开的研究也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后小康社会的贫困研究,必须注重辩明贫困的元内核,捋顺其分析层次、明确其度量指标,关照贫困的宽度、高度与深度,突出相对贫困和相对之绝对贫困,为新时代新起点上的减贫工作提供严谨科学的理论支撑.     

我国公共政策评估主体的缺陷及对策分析

公共政策评估在我国一直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其原因在于评估主体存在若干缺陷,包括内部政策评估主体(即政府官员)的素质不高和心理抵触,也存在外部评估主体与政府信息不对称致使其参与程度不高、参与渠道受限的问题。此外,缺乏独立的评估机构也是一大原因。这些现状要求政府转变执政理念,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建立多元评估体系,推进传统媒体的创新发展。     

再谈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1983年10月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至今日,已过去30余年。由于此次运动持续时间短,只有28天,所以目前国内对于这场运动的研究还是比较少。从运动起源、经过、结局、影响等诸多方面,全方位分析这场运动,以期总结经验,以史为鉴,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举措提供一定借鉴。     

福建省老年人再就业现状与对策研究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如何实现人口二次红利，对个人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通过对福建省9个地市586个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对福建省老年人再就业的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福建省老年人的再就业处于较低水平，且城乡差距较大、职业分布不平衡，老年人再就业不仅受到老年人及其家人观念的影响，也受限于求职渠道和权益保障等条件。研究建议从政府、社会、个人等层面构建老年人再就业促进体系，包括积极发挥政府的全局导向作用、构建老年人再就业市场机制、增强老年人的劳动权益保护意识等来促进老年人的再就业。     

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代表人诉讼制度具有其他诉讼方式难以替代的独到的公共利益实现功能。代表人诉讼分为代表人共同诉 讼和代表人集团诉讼,前者是在共同诉讼的前提和基础上发展而来,后者则突破了共同诉讼的极限,在不要求所有的人 起诉的前提下,由代表人代表集团起诉,进行集团诉讼。     

从分工视角看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农地使用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村税费制度和涉农 领域的行政管理等制度阻碍了社会分工在农民群体中的演进、深化。分工抑制使农民失去迁徙、交易和择 业等自由,所以必须解除分工遭遇的制度性阻碍,从根本上解决由于分工抑制造成的农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