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经济与犯罪

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中明确指出:继续进行股份制试点。国务院批转的国家体改委《关于一九九三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也明确指出:“有计划地进行股份制的试点”、“逐步扩大股份投资方式试点”、“进一步放开证券市场,有计划地增加股票上市公司的数量”。这些政策确立了股份制经济在     

信用卡犯罪及侦防

信用卡是由银行或专业机构对具有一定信用的顾客所发行的一种赋予信用的证书。自1952年美国加州富兰克林国发银行敢为天下先,第一次向社会发行信用卡后,信用卡的普及发展速度十分惊人。目前世界上已有4万多家银行机构加入信用卡的发行队伍,每年交易额达5000多亿美元。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更使信用卡如虎添翼。而今,全球处于流通中的信用卡已达8亿多张。发达国家的商店、旅馆的经营收入,60%是兑付信用卡获得的。在美国平均每人持有5张信用卡。由于信用卡集储蓄、汇总、信贷、结算和现取五大功能于一身,带给人们的便利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信用卡发放量与业务数与日俱增。自1985年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在我国发行第一张信用卡至今,信用卡已在我国呈直线上升的速度。经中国四家龙头银行的一番苦心经营,长城卡、牡丹卡、万事达卡、维萨卡、金穗卡、珠江卡纷纷问世。1994年10月,我国工商、农业、交通、中国等银行加入威士国际组织。据参加威士国际组织亚太区会员大会的各大银     

犯罪生态区位聚合模式研究

根据托庇勒黄金律,犯罪事件的发生与地域之间的关联性构成犯罪事件发展的生态区位聚合模式的基础。如今,借助空间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还可以通过生态制图的方式来标记犯罪活动,进而完成相关潜在犯罪活动的概念化。由于潜在犯罪活动的概念化在犯罪预测、预防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因此,犯罪生态区位聚合模式的研究势必将极大推动犯罪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社会变迁与城镇社区犯罪态势

在社会变迁中，城镇社区的社会制约松弛，分配制度改革，流动人口剧增，社会风气不正，两劳释放人员安置困难，居民小区邻里关系冷漠，思想道德教育弱化，人际交往频繁，人地关系松动，法制建设滞后，犯罪防控打击网络空隙加大。这些都对城镇社会犯罪态势的变化造成影响。     

盲人摸象、管中窥豹抑或多元融通——犯罪研究的一体化进路

犯罪学是专门研究犯罪事实（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犯罪人）的综合学科。基于事实反映的基本特征,实证研究是这个学科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是,犯罪学的实证研究,又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主流的犯罪学理论都倾向于把自己的学说看作完整的犯罪理论体系（如盲人摸象）。另一个是当代中国的犯罪实证研究,不仅描述犯罪现象、解释犯罪原因、深入探讨犯罪人的实证作品屈指可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是严重不足。从一体化的观念出发,犯罪学亟需以整体思维协调相关学科、方法、结构、体系的关系,加强实证研究的同时,也要避免一以贯之的绝对主张（如管中窥豹）,寻求犯罪治理和学科地位的整体突破。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认定——以裴某为首的犯罪组织为样本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司法认定,要从构成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本质特征、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行为特征等方面进行。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即本质特征时,应注意把握对行业、区域、控制程度的理解。     

刑法第175条之一“重大损失”的理解和认定

刑法修正案（六）新增了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具有积极的意义。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理解和认定其中的“重大损失”则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重大损失”范围应以直接损失为限；“重大损失”的判断时限应以公安部门立案时造成的损失为最终的损失认定时限；骗取贷款罪的“重大损失”标准可设定为50-100万元以上损失，“特别重大损失”标准可设定为300-500万元以上损失。单位实施的，以上述数额的2至4倍掌握。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认定——以裴某为首的犯罪组织为样本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司法认定,要从构成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本质特征、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行为特征等方面进行。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即本质特征时,应注意把握对行业、区域、控制程度的理解。     

"灾难"与"信息公开"

汶川地震灾难给我们带来启示：在灾难面前，信息公开不会使天塌下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没有理由不去发挥信息公开机制的积极作用。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必须加大力度，保证公开信息的准确性，让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从应然走向实然，让公民社会从理想走向现实。     

中外反商业贿赂立法的比较与思考

天津德普“回扣门”事件暴露出我国对商业贿赂罪的立法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在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过于简约和原则，没有形成一个结构合理、衔接得当的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且立法较为滞后、轻缓和混乱。为此，我国应当尽快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构建新的商业贿赂罪名体系，填补公司、企业中非国家工作人员间接受贿的立法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