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缺陷与青少年犯罪

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面消极因素是产生青少年犯罪的根源,而家庭缺陷则是青少年犯罪的最基本原因。家庭缺陷表现在:情感、教育、结构、文化、伦理五个方面。家庭缺陷的有无及其程序与青少年犯罪可能性大小成正比关系,家庭缺陷通过对青少年人格发展、心理性格、人生观及社会适应力的影响而致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充分认识家庭在预防、减少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地位,夯实婚姻基础,强化家庭教育功能,丰富家庭文化活动,建立新型文明的家庭伦理关系,对于建立和谐、幸福、康乐的家庭,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犯罪控制研究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犯罪控制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是最重要的犯罪控制措施，有效地进行犯罪控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当前犯罪控制与构建和谐社会不相适应的主要表现是：犯罪控制力不强，犯罪高发态势未能得到有效抑制；诱发犯罪的因素较为普遍；矛盾转化工作不力等。进一步强化犯罪控制，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高度重视犯罪控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加大公安、司法机关的改革力度，切实抓好综合治理工作，尽快扭转公安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进一步打造一支高科技、高素质的刑侦队伍，提高侦查破案能力等。     

街面侵财犯罪及其预防实证研究——以宁波市北仑区为例

街面犯罪是一种对人民群众人身及财产安全影响较大的多发性犯罪,也是一个城市社会治安状况的风向标、晴雨表。侵财犯罪是最主要的街面犯罪形式。从宁波市北仑区的情况来看,街面侵财犯罪发案率较高,街面盗窃"三车"案件多发,公共场所侵财犯罪较为集中。预防控制街面侵财犯罪,需要不断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并通过机构改革和勤务机制改革切实推进警力下沉,实现"警力跟着警情走",提高街面见警率和对街面侵财犯罪的震慑力;同时要实现公共安全防范设施与城市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推进。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预防研究——以“枫桥经验”为视角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发案数量明显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深入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多发、积累和激化造成的。依靠群众化解矛盾是"枫桥经验"最基本的经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对预防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等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省流动人口青少年违法犯罪特点及其对策

浙江省流动人口青少年违法犯罪数量及比重均呈上升态势,以侵财型为主,但违法犯罪的种类、领域有多元化趋势,违法犯罪主体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绝大多数,暴力性突出,地域化特点显著,动机多样化,侵害对象以流动人口为主等特点。预防流动人口青少年违法犯罪,主要应正确评估流动人口地位、作用,逐步健全预防治理流动人口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体系,以《流动人口管理法》将流动人口管理纳入法治轨道,增加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间的亲合感,减少流动人口青少年因受歧视而形成的对立、仇视情绪,开放教育资源,预防流动人口青少年因就学、就业困难而诱发违法犯罪,实施农民工最低工资限制,开展法律援助,减少流动人口青少年合法权益受侵害后产生的报复性违法犯罪,建立问题流动人口青少年帮教、挽救组织。     

论社区警务与犯罪控制

社区警务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我国警务建设及警学研究的重点。实施社区警务是增进警民联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决策,实施社区警务的终极目的就是控制犯罪。正确处理好社区警务与犯罪控制之间的关系,是促进社区警务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中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     

人口老年化进程中的老年犯罪问题初探——以浙江省老年人犯罪为例

老年(龄)化是生产力不断进步,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自1999年进入老年(龄)化社会后,老年(龄)化速度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在快速老年(龄)化过程中产生了包括老年犯罪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结合浙江省老年(龄)化实际及老年(龄)化过程中老年人犯罪发展变化实际,阐述两者间关系,提出遏制老年(龄)化进程中老年犯罪的对策。     

民警非职务性违法犯罪问题初探

近年来被曝光的民警非职务性违法犯罪的增多,是公安队伍建设中一个危险信号,意味着民警违法犯罪问题的升级,也反映出公安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趋于严峻,应当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预防民警非职务性违法犯罪,需要从多方入手,改善对民警的思想教育工作,加强队伍管理,树立文化育警观念,严肃处理民警违法违纪问题。     

城市养狗诱发的治安问题及其治理初探

养狗是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的点缀,但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因养狗破坏环境卫生、狗咬伤(死)人事件,以及因养狗纠纷诱发的伤人、杀人、诈骗等案件危害城市的社会治安。治理城市养狗诱发的治安问题,需要培养居民文明养狗意识、完善限制养狗的法律制度、重视狗患警情、及时化解养狗矛盾纠纷等多策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