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企业所有权：本质特征和现实归属

作为一个协作系统,企业组织本质上无法清晰地界定为单一主体所有,而是呈现出一个所有者谱系,也即,企业所有权具有模糊的共有性。但是,企业所有权在现实中却往往被界定给特定个人或群体,这种现实归属是法律关系的产物,它是对异化了的社会现实之确认,主要是社会权力结构因素决定的。一般地,在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因而企业组织也相应地被视为出资者所有;但是,随着社会力量的演变以及人们对企业本质认知的深化,企业所有权的现实归属也必然会不断调整。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对两类差序性行为的解释——一些来自行为实验的证据

一系列的行为实验表明,受试者除了关注自身的物质收益之外,还重视公平和互惠,这体现了行为者的社会性和道德性。同时,这种互惠和公平并非是平面性的而是立体性的,不是等序性的而是差序性的,这体现了人类行为的道德差序性和社会差序性。显然,这些实验结果与主流博弈理论的逻辑推论间存在很大差异。     

历史唯物论用于现实经济分析的局限: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互动为例

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思维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但将历史唯物论直接应用于现实经济的分析却会遇到很大障碍。主要体现为:(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存在重大歧义,并且在拓展过程中出现外延交叉;(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并不存在一元而单向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由此导致分析社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3)历史唯物主义因嵌入自然主义思维而在历史预告中存在问题,乃至会蜕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而看不到问题的存在;(4)历史唯物主义主要适用于对历史发展的描述和预测以及社会出现尖锐矛盾时的宏观大势分析,而不适合对具体的微观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事实上,在社会经济关系总体上平和的当今时期,马克思经济学中更值得承继和发展的是那些发现和解决具体问题的高次元思维而不是预告未来和推动社会革命的历史唯物论。     

自由的复杂性演化及其现实意义——兼评王胜强《论现代人的自由》

王胜强先生的《论现代人的自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是其"十年磨一剑"的成果。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论述了自由的演化、自由的价值、自由的人性基础以及自由与市场经济、民主宪政、民族文化等一系列的广博课题,并且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关注和见识,在当前浮躁的学术界实属难能可贵。其实,尽管"自由"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如果     

企业改革路在何方:基于“从本质到现象”分析框架的探索

对企业组织及其发展走势的认知应该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而不能局限于事物的表象并为不同时空下的不同形态所遮蔽。由此就有:首先,与协作系统这一本质相对应,利益相关者社会观就是对企业的合理认知;其次,在现实世界中,信息和力量的不对称却导致了企业组织的异化发展,由此就产生了当前盛行的股东价值观;最后,随着社会发展带来信息机制的完善和力量分布的分散,异化了的企业组织又会呈现出回归协作系统这一本质的基本趋势。同时,对企业的认知也与社会文化和心理意识有关,因而不同社会中的企业组织呈现出的异化程度也不一样。事实上,无论是在产权安排还是治理机制上,日本等东方社会的企业组织都与流行的理论存在很大差异,相应地,我国企业组织及制度的建设也必须与儒家社会的文化心理相适应。     

第三产业的发展既要有利、有理，同时要有节——兼论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背后的社会隐患

近年来，国内学者和地方官员常常基于西方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来鼓吹第三产业的发展，甚至将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视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志。实际上，当前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本质上与收入分配的急速拉大有密切联系，这些服务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稀缺性劳动资源的无效配置和浪费，从而必然会制约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西方社会中高比重的第三产业也主要是享乐主义盛行引发的后果，这种现状不仅不是合理的，反而是社会经济衰退的征兆。因此，我们必须防止西方社会的经济困境在国内重演，而这又需要采取适当措施来缓和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现状以及抑制由此所滋生出来的享乐主义风气。     

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兼论实证主义或证伪主义的逻辑缺陷

基于逻辑实证主义来构建经济理论会遇到严重的“休谟问题”：一方面,当检验结果与理论一致时,不能简单地认定理论被证实了,因为还有更多的事实并没有得到检验;另一方面,当检验结果与理论发生差错时,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原先的理论错了．因为经济理论所基于的条件根本是不可重复的。其实,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并不是建立在一次性证实或证伪的基础之上,而是随着大量新事实的出现而导致原范式或纲领被不断修正,或者以原纲领“退化”为标志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逻辑的完善性和问题的解决度。     

期望效用理论是现实生活的决策基础吗?——基于前景理论的反思

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不确定下的决策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之上,但大量的行为或选择悖论却对期望效用理论提出了挑战.事实上,人类行为并非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而是包含了对风险的规避;风险厌恶也并非是普遍定律,而是更为凸显损失厌恶;同一问题也并非有相同决策,而是受不同框架的影响;决策权重与概率也不同,存在非线性关系;心理买价和心理卖价也不同,存在明显的禀赋效应;人们的选择与其评价往往也不一致,会出现偏好逆转现象.基于这些悖论,卡尼曼等提出了前景理论,它比预期效用理论更贴近现实,也更有利于理解和解释现实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