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何以成为隐私?--大数据时代位置信息的法律保护

在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中,位置数据的应用日益广泛,不仅"基于位置的服务"雨后春笋般涌现,政府也基于位置数据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辅助案件侦破。然而,位置数据获取技术的进步及智能手机(作为现代最主要的定位工具)的普及,使得公民私密生活受到无处不在的位置监控威胁。位置信息的敏感性、位置获取技术的侵入性、公民对位置信息的隐私期待合理性以及位置信息保护的价值,足以让我们反思当前"过度"及不受实质限制的位置信息采集利用行为。位置信息的法律保护需要公法与私法的合力。就公法保护而言,应重视"个人信息自决权",遵守比例原则,创新令状制度;就私法保护而言,应选择恰当的请求权路径、审视数据控制者或处理者的相关义务以及对位置信息的收集利用予以限制。     

论刑事诉讼各阶段中的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

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涵容侦查、审判、执行及执行完毕之后的各个阶段,所涉未成年人也绝不仅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未成年被告人,还应包括未成年受害人和未成年证人。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尊重和保障涉案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既是一项法律义务,也是现代少年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所在。且从"正当程序"和"控权"的角度讲,保障未成年人隐私权对于规范侦查权和审判权的行使也具有重要意义。新闻媒体及相关社会组织、个人在报道和参与未成年人案件时,也不得非法收集或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现代化过程中犯罪的法社会学分析

现代化过程导致公民对自己违法行为控制的衰弱,削弱了亲属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文化多元化或者说文化宽容是造成社会控制衰弱的原因之一。同时,国家投入太少,国家法实效不高,这一切使违法犯罪现象高发,特别是财产性犯罪、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犯罪、青少年犯罪更为典型。在现代化过程中渐进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变革,也许是减少犯罪的有效途径。     

刑事数据调取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定位及关联义务

侦查机关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数据已成为刑事侦查新常态，但也因此带来一系列实践操作和规范层面的问题，危及公民的隐私及数据权利等。解决这些难题，除刑事诉讼法上重新定位数据调取侦查措施属性外，还可从规范数据披露行为入手。通过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数据侦查中扮演的角色，厘清其关联义务，进而规制刑事数据调取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身兼经营者、公共服务提供者及网络规则重要缔造者三种角色，相应地承担“隐私及数据保护”“协助执法”“参与塑造自由、开放的数字生态”三种义务。这其中，不同义务的并存与博弈、义务之间的优先性以及彼此义务的有限性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只有厘清了刑事数据调取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体系及义务履行事宜，才能有效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用户“隐私及数据权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自身的“经营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