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权史纲

研究中国版权史时 ,至少应当考虑复制技术、作者地位和外来影响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印刷术的发明给文化成果的保护提出了不同于手抄时代的新课题 ,促进了现代版权观念的产生。复制技术对文化成果保护的挑战在 2 0世纪 70年代再一次影响了中国版权法的发展。中国古代文人所持的学术与政治一体的传统以及第一代领导人对知识分子作用的估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共和国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近代中国第一部版权法是在西方列强的敦促下完成的 ,在之后的岁月里 ,美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版权法发展的走向.     

版权扩张:一种合法性的反思

通过对美国外交版权政策、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版权文化功能、国外有关学者对版权扩张的态度的梳理 ,笔者认为中国在满足有关国际公约的最低要求的前提下 ,无须跟随这种潮流。     

论追续权制度在我国的构建———以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中心简

追续权是艺术家及其继承人就其艺术品原件的再次销售获取一定比例收益的权利。这一制度源于法国，是艺术创作国家赞助体系衰弱的产物。追续权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鼓励创作，以及作者名声的提高导致艺术品的增值。追续权制度具有鼓励艺术创作、丰富艺术市场的生产性功能，也具有对艺术商所获得的转售艺术品原件的收益进行分流的结构性功能。客体、主体、计算基础及比例、适用的场合构成了追续权制度的内部法律构造；知情权与集体管理制度构成了追续权制度的外部法律构造。比较法上的实证数据表明，追续权制度不会对艺术品拍卖市场造成扭曲。目前世界上80多个国家规定追续权制度。从我国目前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前景看，我国著作权法实有引进该制度之必要。     

云计算环境下的著作权司法保护

云计算的时代来了,至少是正在来临。作为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云计算不仅重新塑造了信息产业链的样貌,而且开启了以软件和服务为主的网络竞争时代。例如,如果您使用谷歌的Gmail邮箱或采用瑞星公司的云杀毒服务,那么实际上您已经"漂浮在云中"了。诚然,无论人们使用何种新的网络技术,最终目的还是要获取自己所需的内容。只要是内容就有可能涉及作品,     

著作权制度的反思与改组

著作权制度是17、18世纪欧洲政治经济结构变迁的一部分.中国对著作权制度的移植是功利主义的.著作权的扩张加剧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固有矛盾.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对著作权制度的批评声音,它们调用的是反垄断、自由贸易、道德优劣、广开民智等话语.公共基金和作者津贴制度是替代现有著作权制度的主要论调,在宪政秩序下不具可行性.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对现有著作权制度进行一定的改组,但仍不是成熟的理论.著作权的政治经济学进路调用福利经济学和生态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权利人和利用人之间的对立,并有可能缓解因此而导致的道德分化.     

未经批准的境外作品的保护——兼评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

我国对境外作品实行行政审批制度。这一制度不应影响未经批准的境外作品在中国的保护水平。在有关未经批准的境外作品的纠纷中，法院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进路。如果以境外作品未经审批为由而降低其保护水平，既误读了行政审批制度的初衷，也混淆了著作权法与出版法的界限。     

版权制度的困境

由于作品与有体动产相比具有可复制性和非竞争性的性格,因此对它的保护很难像对动产的保护那样建立在占有的基础上。事实上,版权——这种对作品的保护制度,是一种法律拟制。一如论者所说,不同的保护方式依赖于权利对象的不同性质。〔1〕但是,由于历史的机缘,现代/西方式法律对因作品而发生的关系的规定大致沿用了有体财产上的物权理论,〔2〕其隐含的前提是:作品与有体财产在本体上都是确定的。按照这种预设,作品就是作品,它有自己的边界和范围,版权法保护的对象是私有领域的东西。然而,实践和现代的理论表明,这种有关作品本体确定的预设只是…     

知识产权法典化论证质评

在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进程中,存在“特别立法”、“单独法典”和“作为民法典的一篇”三种模式,它们基本上沿袭了世界上既有的知识产权三种立法模式。在理论界,多数学者指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方法论上他们多数采用的是比较、逻辑的进路;在知识资源上多数依赖的是比较法和历史史实的支撑。法典化论者有关制定知识产权法典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在中国语境下,与“特别立法”模式相比,“法典化”具有一种比较优势;但它不具有现实性。比较说来,中国当前应当制定一部《知识产权法通则》。     

论著作权的宪法基础

著作权制度是一种中性制度,是一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践宪法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应当将著作权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对宪法目标的促进上。著作权的产生过程就是作者独立于外在限制的过程,正是借助向文化消费者收费的著作权制度,作者阶层才进一步从赞助体制下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独立与创作自由。著作权与信息自由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的关系。著作权所支持的表达的多样性有利于公共领域的形成、公民身份的培育与锤炼。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将著作权的发展趋势放在宪法的视野下进行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知识产权通则:立法进程中的一种尝试

在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进程中,存在“单行立法”、“一般性规定”和“法典化”三种进路,它们基本上沿袭了世界上既有的知识产权三种立法模式。“单行立法”模式容易导致条文之间的矛盾、冲突与重复,“一般性规定”模式面临着逻辑上和实践中的困难。在中国语境下,“法典化”具有一种比较优势,但不具有现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制定一部知识产权通则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