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抗战二事

昆仑关大捷 1939年底，日军决定发动桂南作战，派遣其精锐二十一集团军率两个师团、两个混合旅，从北部湾登陆，经钦州、防城，迅速攻占了南宁，进而推至高峰隘、昆仑关，切断了国民党政府取得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直接威胁我西南大后方的安全。鉴此，国民政府责成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收复南宁，其主攻任务交给当时中国唯一的全机械化军——杜聿明第五军。12月18日拂晓，反攻战打响，杜聿明指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在炮兵和战车掩护下向昆仑关发起攻击。先是炮轰，继而战车开道，后由步兵攻击。     

件件建议助推乡村蜕变

这几天,庐江县庐城镇新桥村朱庄村民组的村民们脸上总是洋溢着快乐幸福的笑容。因为土地大面积流转,他们即将搬进由政府投资建设的罗埠新村安置房内。从破、矮、旧的老房子搬到标准化套房中,村民们心里乐开了花,纷纷感谢我帮他们呼吁了一个大难题。我已担任两届庐江县人大代表,深知履职担子的分量。几年来,我一直坚持开展调研,掌握了许多基层群众的民意诉求,并提出了"关于新农村建设要推动民生工程的建议"、"关于新农村建设要建立长效机制的建议"、     

我在抗美援越的130天

1967年3月的一天，时为沈阳军区后勤部军械部武器科助理员的我，突然接通知去某首长办公室开会。到了地方才发现，前来开会的另有来自运输、军需和战勤部门的3名同志。首长言简意赅地指派我们4人组成军区赴越参战部队调研组，尽快弄清军区已派进越南的部队装备是否够用，还有哪些急需补充和调整，从而为以后军区继续派遣部队摸索出最佳前行装备方案。作为硬性纪律．首长特别强调此次赴越属秘密军事行动，要求大家行前对外只能说是正常公出，不准说是出国；到了那里，更不准和国内任何人通信。     

以人为本带队伍多措并举促管理

1997年12月，我从部队退伍后，满怀激情地南下深圳，成为了一名普通的保安员，从此便与特区保安事业结下缘分，这样一干就是14年。从保安队员到班长、分队长，再到公司培训部军事教官、公司监察室纠察员、巡防中队长，无论走上哪个岗位，我都能按上级领导的要求干出成效，工作中经验的沉淀和积累，使我不断地成长为基层管理的“多面手”。     

朱德的“稿费”与“遗言”

朱老总离开我们30多年了，然而，通过儿孙辈的深情回忆，我们感受到，在孙儿们眼中，与朱德元帅在一起的日子，其实并不遥远。     

孙少华忆解放初期天津工会工作

天津解放初期,天津总工会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接连开展了救济失业工人、创建工人新村、建立工人疗养院、开设工人文化宫、推动实施《劳动保险条例》等工作,从而赢得了广大职工的普遍赞誉和由衷拥护。这种一心一意为职工办实事的作风,无论什么时候都应大力发扬。     

毛泽东为何删掉“国家元首”条文

“参与1954年宪法制定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而逢先知当时在田家英身边，对这段历史是亲历最多的人之一。”宪法起草和历次修订直接参与者许崇德教授说。——李凤桃引述。     

我亲历的一次受降

我是黄埔十七期步科学生，毕业后分在陆军第七十六军新编第二十四师七十团三营九连任少尉排长。1944年升任中尉连政治指导员。1945年任上尉营政治指导员。我部当时驻防在四川泸州，本来是担任陪都重庆的警戒任务的。这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参加全军营以上干部会。会上军部长官宣布说：德国法西斯已经战败，日本鬼子的末日也快到了。我军要全面大反攻了。奉最高统帅部命令，     

为农民“代言”

我出生在农村，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特别是我被选为宿州市三届人大代表、砀山县四届人大代表以来，更加感到自身使命之光荣、责任之重大。我把广阔的农村作为履行代表职务的大舞台，对事关全局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深入调研，经常抽时间到村民家中拉家常，把他们的所需所求记录在随身携带的民情日记本上。     

我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顾

午夜之后，我被派到空军的北京西郊机场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包括在军队高层机关工作的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