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侦查蕴藏的争议和风险分析

秘密侦查的“秘密”状态在最大化地有利于实现打击犯罪功效的同时，也导致外界对秘密侦查监督严格程度的放松。侦查机关独享秘密侦查的自由裁量权，使秘密侦查适用中存在四项巨大风险，即损害公正审判权，威胁侦查员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使用线人会产生消极后果，导致传统的程序监控机制和外来监督机制失效。因此，秘密侦查立法应充分考虑各种相应的防弊措施。     

刑事案件精神病鉴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

本文以法律职业群体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专家为调研对象,就刑事程序中的精神病鉴定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通过运用访谈、问卷、阅卷、调取司法统计数据等实证研究方法对目前我国刑事程序中精神病鉴定的现状、问题及成因展开了研究。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与鉴定管理体制,鉴定程序的启动,公安司法人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等问题。     

论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

在此轮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立法是侦查部分修正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应否享有完整的技侦权。首先需要分析现有规范性依据及实践中自侦案件技侦手段的使用情况。占主流观点的支持者提出了种种理由,然而从技侦权配置的整体改革方向来看,基于技侦手段干预权利的程度及技侦手段规制的必然要求,技侦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应当分离,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体系中应当承担其监督职能,而不是执行职能。     

司法精神病鉴定基本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曝光的若干典型个案凸显精神病鉴定的混乱状况。实证调研发现,精神病鉴定自身的特征——对象的复杂性、过程的回溯性、知识背景的跨学科性、手段的有限性与结论的主观性,影响到其客观性与可信度。目前精神病鉴定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启动难、鉴定过程中医学与法学学科错位、诉讼权利保障机制欠缺、强制医疗制度带有行政化特征以及鉴定体制改革引发的问题。应当在坚持职权主义启动模式的基础上,对部分死刑案件增设强制启动机制,增设申请启动鉴定的上诉途径,细化启动考量标准;司法精神病专家与法律职业群体之间应当重新分工;应当增设被鉴定人由于鉴定导致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法定强制措施以及在专家辅助人的帮助下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权;强制医疗程序应当进行司法化改造并通过社会化途径加强执行能力;在鉴定管理体制上,应当取消现有鉴定主体限于医院的规定,恢复等级化的体系设置并建立鉴定人准入与培养机制。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侧重于三项规定的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推进公正审判的热切期望,自2010年7月1日实施以来,其实施状况颇为引人关注。本文以四个中级人民法院为研究对象,对中院适用"两个证据规定"的情况进行了调研,通过运用访谈、阅卷等实证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就研究主题而言,选取了"两个证据规定"中的三项规定进行重点研究,其分别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隐蔽性证据的使用问题以及特殊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的使用问题。     

刑事诉讼的全球化趋势析评

刑事诉讼的全球化趋势有着其自身的逻辑与体现 ,其中人权保障观念的弘扬是这一趋势兴起的基石 ;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通过与实施是这一趋势的重要载体 ;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大诉讼模式的较量与交融为这一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 ;近年来几大主要国家的相继修法与若干刑事诉讼实践规则的推行是这一趋势的两个重要表征。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有多方面的启示     

强制医疗程序解释学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新增的“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具有深刻的立法需要,但这一新增程序的法律规定仍显粗放,一系列解释学问题需要予以分析.强制医疗本身是保安处分性质的预防性措施,强制医疗程序是刑事司法程序且为独立于定罪程序的独立程序.在强制医疗程序实施过程中,迫切需要解释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申请期间与管辖以及执行等方面问题,方可确保法律规定的真正贯彻落实.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评析

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在特别程序一编增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一节,旨在肯定多年来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经验,特别是首次在立法中确立了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合适成年人在场、犯罪记录封存四项新制度颇为引人关注。分析四项新制度的内涵与未来适用展望。     

侦查秘密原则初步研究

侦查秘密原则作为规范侦查程序的一项法律原则,在两大法系都有明确的体现。侦查秘密原则具有法理依据与内在机理,其内在构成包括范围与内容、适用时段、适用对象、保障措施。侦查秘密原则是相对的,其例外情形正是该原则的适用边界,侦查公开仅仅是侦查秘密原则的例外。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实践与展望——基于前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分析

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前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实践中具有典型案例地域分布逐渐分散，罪名分布集中化，中小微企业合规居多，以轻罪和单位犯罪案件适用合规、审查起诉阶段启动合规整改及专项合规为主等特点。这反映出改革在坚持合规整改与预防犯罪的因果关联、重视社会公共利益价值、坚持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尊重企业自主经营权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未来应当以合规与预防犯罪的关联性为标准扩大适用罪名范围，明确个人犯罪适用企业合规考察程序的正当性和限度，以比例原则为核心构建中小微企业合规模式，以分案处理模式构建重罪案件适用企业合规考察程序，并将合规的启动前移至侦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