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台湾当局推销的“台湾经验”

近一段时间,台湾当局发起了一场颇具规模推销“台湾经验”的活动。最高当政者在元旦祝词中称,“百余年来中国人追求的现代化理想,终于在‘台湾经验,的印证中初步实现”,并说这一“台湾经验”不仅为“中国统一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是对“世界人类最宝贵的贡献”。其他党政要人也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一再鼓吹以“台湾经验”统一中国;许多学者也被动员了起来,一个又一个主题为“台湾经验与中国前途”的讨论会相继召开,“台湾经验”既被“论证”为救国良方,也被说成是使中国追上世界现代化步伐     

究五千年法制轨迹,集一百年学术大成——评张晋藩先生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

一部十卷本的煌煌巨著 ,不久前又获得了中国新闻出版的最高奖———中国图书奖 ,张晋藩先生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究五千年法制轨迹 ,集一百年学术大战。想用几千字来加以评论是困难的 ,但是 ,我还是想把我读这套书的体会贡献给同仁。     

律令关系、礼刑关系与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中华法系特征的法律渊源角度考察

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的"律令制"架构,是认识中华法系特征的关键。一般认为这一架构至唐代才正式形成。其实,这一体系特征大致萌芽于战国时代,秦汉时代已初步成形,至两晋基本确定。所谓律令制体系,其要害特征在于律令间的特定关系。律为主(正),令为辅(副);律为刑罪法,令为政导法;律为稳固少变之法,令为因时修订之法。二者间这种关系,正好体现了中华法系的礼刑关系构思,也大致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法模式的一般特征。通过对古代中国历代律令关系变化历程的考察,总结了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主要阶段性特征,并就中华法系律令制架构特征及"礼乐政刑"综合为治模式特征做了进一步阐发。     

意见表达权能剥夺吗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六大自由，人们通常称之为意见表达权。言论权，当然并不是指一般的说话权，而是指以言辞方式对自身生活以外的事情发表评论之权。出版权，应指发表出版一切文字音像作品之权。集会、结社权，应指参与三人以上的有宗旨的聚集活动或与三人以上结成社团组织之权。游行、示威权，应指参与任何群众性的户外行进或通过别的方式表达意愿、施加压力影响的权利。     

中西法观念比较

<正> 一提到“法”,西方人马上联想到的是“权利”、“正义”,犹如骑士得到盔甲,为之兴奋,中国人的条件反射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从悬挂着的利斧下走过。这种差异,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后的西方与中国的差别,而是早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有的。这就是法观念的差别。本文正是想对这一差别作一初步探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独特的哲学基础。中国独有的哲学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也影响了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天道观”、“人道观”（含“天人关系论”）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特有...     

“贵在反省思想的历史”——张国华先生给我的教诲

<正> 改革开放之初,在法学领域,最红火者是法律史。1979年9月,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于长春,中法史、外法史、中思史、西思史四学科的队伍结成同盟,浩浩荡荡,为法学界各分支中队伍最庞大者。最初的硕士点,法律史居三分之一。报刊上的学术论文,法律史亦占二三成。那时的法律史学,堪称显学。相反,中国法学会及其下辖各研究会大都是在1980年以后才成立的。不过,待成立较晚的经济法、民法、刑法、国际法等学会(研究会)成为新的“显学”     

官司讼累生态与徽州民间调处解纷偏好——依据明清徽州文书的解读

明清时期,我国一些区域尤其是江南地区是否已如学界所言形成了“健讼”民风?徽州文书特别是诉讼文书档案并未证实。透过徽州文书可以看出,州县司法由于理讼效率低下、民刑程序不分、贪腐横行及交通困阻等因素,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讼累。在官司讼累余悸之下,百姓自然形成了通过民间调处尽快了结纠纷的选择偏好,在州县司法的告诉前、审理中与判决后三个阶段,民间调解均发挥着全方位的重要作用。这一偏好的形成,与民间调处成本、低效率高,官府对民间调解的鼓励依赖,以及民间调处更有利于修复关系等原因有关。传统官僚政治体制的公共服务能力(特别是理讼能力)的严重缺陷,只能由民间社会的有限自治功能(特别是解纷自治功能)来加以弥补。     

权力制约与"制度笼子"的制作方案

正第一种思路和方案是以官僚体系纵向监督权构成制度的笼子。这是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思路。这一思路中,又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一般行政官吏的上下级监督。因为对下一级官吏不放心,国家设上一级官吏来监督;对上一级官吏不放心,又设更高一级官吏来监督;最后君主要监督所有官吏。二是设专职监察官系统负责监督全国所有文武官吏,监察官直接对君主负责并报告,如中国历代的给事中制度和监察御史制度。三是对监察官系统都失去信心时,就实行君     

中国古代法律宣教制度及其主要特征

中国古代的法律宣教制度,是封建集权政治体制下的法律宣教制度,是封建宗法家长制之下的法律宣教制度,是小农经济背景下的法律宣教制度。这一制度的最鲜明特色是:法律的宣教与德教不分,与家长制权威的宣示不分。法律宣教,被视为君父命令的传达,被视为家长向子孙进行训诫。宣教不在乎法律是非的认定、法定权益标准的普及,不在乎让法的科学规则成为社会生活的科学化指南,而在于让人民按照纲常塑造自己的道德,成为安分守己的良民。这种宣教活动,很少让我们感到有社会生活的科学规则、社会争讼的判断标准和解决办法的推广普及的属性,更多看到的是对人民道德训诫和日常行为威慑约束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