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逻辑重释与机制完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路径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规则限缩适用的趋势。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遏制非法取证行为与实现权利救济是当前该规则建构和运行的基本模式,但依据规则演化的形态特征及共性与个性问题,表明其适用现状并不乐观。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着抉择上的双重冲突、样态上的二元割裂、救济上的双重忧虑等逻辑困境,这也决定了其逻辑起点应以非法取证行为排除及警察个体责任落实为本位,规则改革的方向应当从证据排除转向行为排除。此外,非法取证行为排除威慑及引导效果的充分发挥,有赖于便宜化的技术机制、全面化的监督机制及层级化的惩戒机制共同支撑。     

让尾巴摇狗：美国情态证据实证研究

情态证据指的是在庭审时,被告人或证人等的面部、声音或身体等各部分及其整体上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情态证据至今仍被（西方）法律认可为判断证人可靠性的重要基础,在现代司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确保审判者能够观察证人作证时情态的机会,为公开审判（开庭审判）提供了历史的和现代的正当性。在美国司法体系中,陪审团可以合法运用证人席上证人的情态证据;对于证人席外情态证据的使用则在实际上存在,法律上没有形成统一而稳定的规范。法官可以在证据排除、藐视法庭罪、量刑、听证、案件事实判断和陪审团选择程序中使用情态证据。检察官可以在辩诉交易和量刑建议、陪审团候选人＂无因排除＂和审判程序中合理使用情态证据。律师在诉讼过程中不仅从法律意义上,更从诉讼策略意义上运用情态证据。     

论司法独立的悖论及其破解——比较法视角下考察

司法独立的悖论在于其依赖性。首先,司法权来源于政治控制的需要。其次,政治决定司法体制的设置。再次,法官不可能超脱于社会：法官是法律的执行者,对法官生活的控制意味着对其意志的控制,法官在裁判时难免引入自己社会经历所形成的情感因素,法官也可能会受到自身社会关系的影响。最后,法院基本社会逻辑也存在悖论。但是,司法不能混同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这可以避免社会控制手段的多重失效,也是对权力的合理规约,同时也是对社会矛盾的缓冲与解决。既然司法不能完全独立,但又不能完全依赖,这就需要一个基本的隔离,即个案独立,即司法独立的底限与基本内容。个案独立是法院基本社会逻辑的必然推演,是司法特性的必然要求,是司法独立的现实路径。     

关于城市乞讨的现实考察及对策思考

城市乞讨是指城市中生活无着,向人求讨,乞求施舍或救济,从而获得食物或钱财,以维持生存的现象。城市乞讨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前者是部分地区的经济落后、城市农民工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城市乞讨的管理不力和对欺诈性乞讨及犯罪性乞讨的打击不够;后者包括部分人思想堕落和以＂孝＂为中心的家庭伦理道德的弱化。城市乞讨不仅造成大量劳动力的流失,而且可能由此导致不务正业、懒惰的风气滋生,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城市乞讨还可以导致政治和文化的困境。城市乞讨的应对策略应该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多角度入手。     

论和谐侦查的价值与功能

侦查价值的现有理论包括：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说，目的价值与形式价值说。它们有其合理之处，也有其需要完善之处。和谐侦查的价值包括服务价值和独立价值，服务价值含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独立价值含有和谐侦查自身体现出的理性和侦查可以独立发挥作用两个层面。和谐侦查的功能包括直接功能和间接功能。其中。直接功能包括侦查对刑事诉讼的启动与结果和对和谐社会政府形象的作用：间接功能包括和谐侦查对预防犯罪、刑事司法公信力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助益。     

论和谐侦查的学科语言

侦查欲实现和谐化应该首先探求自己的学科语言。侦查学科语言指的是具有侦查专业特色的、体现特定法律规范和普适性法理并且合乎侦查实践所需的语言。侦查学科语言的功能在于侦查学的形成及发展需要成熟的学科语言，侦查公信力、侦查目的的实现和警民关系的和谐需要成熟的学科语言。侦查学科语言在学科应然和实然、侦查欲求和法治欲求以及侦查目的和主体素质方面存在困境。侦查学科语言的出路在于坚持应然原则，体现理论特色，完善构建要素和实践考量。     

辩护律师取证的倾向性及其限界

辩护律师取证倾向性是辩护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法律规定,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向有关单位或个人了解情况、提取证据的过程中对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的偏好。辩护律师取证倾向性具有必然性。辩护律师取证倾向性的法理限界应该综合考虑如下三个要素:取证目的的辩护性,取证对象的独立性和取证行为的合理性;其实践限界在于对取证对象独立性的明知情况。为保障辩护律师取证的合理倾向性,应该充分保障辩护律师取证倾向性,同时合理规制超越限界的取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