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联承担政府职能的优势与阻力研究

文章分析了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妇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对于承接政府转移出的部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具有的优势和阻力。其优势为:组织网络健全、与妇女有天然联系、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培养了一支专业研究队伍;阻力为:政府没有专门的常设妇女工作机构、人民团体“上宽下窄”的组织结构和多样性社团发展不成熟影响政府职能的转变。文章还对妇联在承接政府职能过程中如何防止行政化倾向进行了分析。     

个性化、多元化教育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哈佛、耶鲁的本科课程制度及其启示

在规模化教育过程中实现个性化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哈佛、耶鲁等美国高校在本科课程设置与培养制度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通过课程的自由选择与组合,学生形成各不相同的知识结构与创新意识,并且提供制度路径来鼓励学生自我探索和设计新的课程与未知专业;融入人性化与人文关怀,注重个性化与多元文化的感悟和体验。各高校直接面向市场与社会,其竞争与不拘一格使美国的多元化教育与创新性人才更呈现千姿百态的格局。     

循环经济发展与法制建设

我国传统的环保立法观念是"污染一治理",这种模式并不能达到治理污染的效果.综合污染控制作为一种新的环保方法,日益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法学界的关注,其根源于循环经济的新理念.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将循环经济法制化和社会化,运用法律规范推动和保障循环经济的发展和循环型社会的形成.我国在循环经济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未来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应当通过明确立法目标和任务,建立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     

刑法修改:小改、大改还是暂时不改——兼论刑法修改的时机

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在我国现行刑法典的修订问题上,可谓意见纷呈,各说不一。有主张尽快修订者,有主张慎重缓进者。在修订的时机、指导思想、体例,乃至具体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本刊以下数篇文章具有一定代表性,特予发表,供有关方面参考。     

对刑法上客体的再认识

从哲学理论上讲,客体就是行为作用、行为指向的对象,而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为法律所刻意确认并加以调整,由一定的法律行为所引起的产物,这种社会关系本身不可能被行为所直接指向而成为行为客体。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刑法上的客体被仅仅局限为犯罪的客体,而在几乎所有现行刑法学教科书中,均把犯罪客体说成是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这一违反哲学原理和法学原理的犯罪客体概念,本身包含着逻辑错误和定性错误。犯罪客体就是被犯罪行为直接侵害指向的人或物。     

关于北京市交通事故处理模式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民主与法制建设愈加完善,如何以迅速、高效的方式处理交通事故,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目前,北京市交通事故处理模式已经显露出很多问题,为了更加适应当今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当改革交通事故处理模式,使其在法律、法规的规范下越发完善,进一步维护交通秩序,保证交通安全。     

我国服装类产品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现状及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服装企业从产品竞争阶段进入到品牌竞争阶段.但2000年-2003年我国服装类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占我国各年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比例甚微,这与我国服装产销量和企业数量相差悬殊.鉴于长期以来我国服装市场抄袭现象严重,极大地挫伤了服装设计师和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不利于市场秩序的建立和企业规范经营.因此,通过对我国服装类产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现状分析,力图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供企业参考.     

影响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探析

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方案被采纳之后,将政策内容付诸实施,转变为现实的过程。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政策执行的好与差,直接关系到政策成败,而政策成败则关系到社会公共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从更深层次而言,涉及到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与否,因为公共政策本身是政府行为的直接产品,其本质是政府对全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从这角度上讲,政策执行比政策制定更为重要。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从而加剧政策执行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使政策不能达到预期效     

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二次革命”

股权分置暴露了中国证券市场制度设计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目前,证券市场正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试点,这是落实国务院《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重大举措。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要积极稳妥,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要尊重市场规律,本着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的原则,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Democrat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Making in Korea

Democratization in Korea since 1987 has led to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a diverse set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competitive electoral systems, local autonomy,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freedom of association—that facilitate the articulation of diffuse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in policy–making processes. Yet, as illustrated by the cases of the Youngwol Dam project and the Wichon 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licy–making system is still unsettled by numerous environmental protests and by difficulties in resolving distributional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and communities. To re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Korea needs to overcome some adverse legacies from its authoritarian era and to develop multiple channels and mechanisms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olicy–making and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among different groups and communities. The experience of Korea illustrates the complex dynamics between democrat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m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