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形成浅析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形成的直接后果是中断了我们党早期正确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这“左”倾错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苏分歧日益扩大和中苏论战日渐激烈息息相关。毛泽东认为苏共在“二十大”以后实行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而断言苏共已“变修”。并以此为鉴戒 ,毛泽东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 ,逐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     

权力异化与腐败

我国社会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官本位”和“金本位”并存,公共权力异化导致严重的腐败。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过渡,威胁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权力异化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与现实根源,我们要从源头上防止和消除权力腐败。     

谈谈"非典"对法制建设的影响

非典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影响很大，既促进了法制建设，也暴露了法制建设上的缺欠，使我们更加明确了今后加强法制建设的任务和方向。非典对法制建设的影响，不仅仅是消极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带有破坏性的，但是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加强我国法制建设，将起重要促进作用。     

妇联承担政府职能的优势与阻力研究

文章分析了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妇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对于承接政府转移出的部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具有的优势和阻力。其优势为:组织网络健全、与妇女有天然联系、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培养了一支专业研究队伍;阻力为:政府没有专门的常设妇女工作机构、人民团体“上宽下窄”的组织结构和多样性社团发展不成熟影响政府职能的转变。文章还对妇联在承接政府职能过程中如何防止行政化倾向进行了分析。     

刑法修改:小改、大改还是暂时不改——兼论刑法修改的时机

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在我国现行刑法典的修订问题上,可谓意见纷呈,各说不一。有主张尽快修订者,有主张慎重缓进者。在修订的时机、指导思想、体例,乃至具体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本刊以下数篇文章具有一定代表性,特予发表,供有关方面参考。     

我国服装类产品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现状及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服装企业从产品竞争阶段进入到品牌竞争阶段.但2000年-2003年我国服装类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占我国各年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比例甚微,这与我国服装产销量和企业数量相差悬殊.鉴于长期以来我国服装市场抄袭现象严重,极大地挫伤了服装设计师和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不利于市场秩序的建立和企业规范经营.因此,通过对我国服装类产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现状分析,力图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供企业参考.     

影响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探析

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方案被采纳之后,将政策内容付诸实施,转变为现实的过程。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政策执行的好与差,直接关系到政策成败,而政策成败则关系到社会公共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从更深层次而言,涉及到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与否,因为公共政策本身是政府行为的直接产品,其本质是政府对全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从这角度上讲,政策执行比政策制定更为重要。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从而加剧政策执行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使政策不能达到预期效     

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二次革命”

股权分置暴露了中国证券市场制度设计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目前,证券市场正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试点,这是落实国务院《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重大举措。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要积极稳妥,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要尊重市场规律,本着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的原则,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STR等位基因梯阶制备的研究

目的 建立制备STR的等位基因梯阶标准对照的新方法。方法 以T-质粒载体直接连接STR等位基因扩增产物,导入大肠杆菌,使其随大肠杆菌的无性繁殖而复制、扩增,获得单一DNA分子的大量拷贝;经PCR鉴定及测序分析后,制备出标准的STR等位基因梯阶对照(AL)。结果 所建方法制备出了标准AL;保存重组质粒及转染的大肠杆菌,可保证AL的大量快速制备,并能长期保存。结论 该方法制备的AL在法医物证检验中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对STR试剂盒国产化有重要意义。     

Democrat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Making in Korea

Democratization in Korea since 1987 has led to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a diverse set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competitive electoral systems, local autonomy,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freedom of association—that facilitate the articulation of diffuse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in policy–making processes. Yet, as illustrated by the cases of the Youngwol Dam project and the Wichon 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licy–making system is still unsettled by numerous environmental protests and by difficulties in resolving distributional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and communities. To re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Korea needs to overcome some adverse legacies from its authoritarian era and to develop multiple channels and mechanisms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olicy–making and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among different groups and communities. The experience of Korea illustrates the complex dynamics between democrat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m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