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证的演进及司法实践

自从中国上古时期发明文字以来,就出现了最早的书证形式。我国先秦以前的书证非常简略,大多书写在木简、竹简、金石器物和布帛之上,非常不便。随着造纸技术的发明和纸张的广泛使用,书证适用于各种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纸张的普及推动了中国古代书证制度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容易伪造的弊端。为了防止伪造和变造书证,历代法典都设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对伪造书证的行为给予严惩。针对书证容易伪造和变造的特点,采取了许多预防性措施,如让双方当事人、保人、见证人在各类书证上签字画押,在公、私文书上加盖印章,以保障书证的真实性。书证制度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的审判制度从西周以后迅速摆脱了夏商以来野蛮落后的神明裁判方式,向着更加文明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书证制度的发达,对于减少诉讼成本、降低原被告双方的举证难度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书证制度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     

中国沿海外商直接投资外移趋势分析

受外商投资区位优势加速变迁,国际经济环境剧烈变动,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各国对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争夺日趋激烈等因素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FDI大量外移。减少FDI向国外转移,促进其向内地转移,既有利于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结构升级,又有利于推动内地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增加国内就业机会。促进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FDI内移,必须正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避免工业化进程中好高骛远,选择内地区域中心,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拓展产业链条,降低外商投资内地的综合成本。     

Milestone i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on the Part of the Accused ——From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recovery of death sentence approval authority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on the part of the accused is the core of moder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known as the barometer of human rights condi-     

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发展

印俄战略伙伴关系是冷战时期印苏特殊关系的继承和演进。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俄罗斯的复兴和印度的崛起,双方重新审视对方在各自战略棋盘上的分量,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由于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印度与中国"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推进,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中国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尽管印俄对中国的态度有一定区别,但是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的良性作用值得肯定。     

侵权法一般条款的保护范围

侵权法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及其保护范围是侵权立法中的重要问题。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法之规定与法国法之规定各有其优劣,但德国法更具借鉴意义。我国侵权立法,应认真总结以往立法及司法的成功经验,坚持已有的成熟做法,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我国侵权责任法应通过一般条款列举具体的权利及利益保护范围,同时规定兜底条款,而不应从规定损害概念的角度界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     

印文、手印与复印墨痕形成顺序的实验研究

通过实验与检案相结合,提出了解决复印套印法变造文书所涉及的变造事实的确定、复印变造内容与印泥、印油印文、手印形成的先后顺序等问题的方法.     

银行信用证审单标准的法哲学思考:精确性、模糊性还是原则性

银行信用证的审单有精确性标准、模糊性标准和原则性标准之分。精确性标准的主要理论学说为镜像标准说,模糊性标准的代表学说是实质相符理论,而原则性标准在法律上的反映则是严格相符。精确性标准因过于僵化和刻板,无法适应客观实践的需要;模糊性标准因具有随意性而日趋式微;原则性标准克服了镜像标准和实质相符标准的不足,为开证行的审单确立了一个合理的标准,这种标准既给开证行提供了一个“单单相符、单证相符”的具体的审单尺度,同时,也给开证行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操作空间,可谓是灵活性和规范行相结合的典范。     

反恐时代的司法权

当一个政体陷入紧急状态中，民选的立法和行政机关往往倾向于以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名义，采取剥夺公民权利的严厉措施，而司法部门就负有抵制民选机关的任务，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因其非民选的先天特征而使司法机关在保护公民权利的行动中相对民选的政府部门缺乏正当性基础。因此本文寻求通过树立一种新的民主观念给予司法部门抵制民选机关的正当性基础，增强司法权力的法理地位，从而达到在甚至当今反恐战争如火如荼的时期仍能形成公民权利的一道坚实的制度性屏障。     

“沟通理性”与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哲学——凡·豪埃克《作为沟通的法律》述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变迁为法理学提供了新的课题。豪埃克教授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为指导,提出一种沟通视角的法理学。他认为,法律在本质上是基于沟通:立法者与国民间的沟通,法庭与诉讼当事人间的沟通,立法者与法官间的沟通等。这种沟通现在被认为是法律合法化的来源:法律人之间的理性对话是“正确”地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最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