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为民——一个凌架于最高标准之上的标准

司法为民是最高法院提出的运作和衡量司法活动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值得质疑的是它并不是从司法程序的内部结构、规律与立法的精神方面考虑问题。司法为民只能是司法公正的下位概念,即在一般的国家集体公共利益与百姓利益发生对立时,在司法公正缺乏法律和理论依据时,以为民的价值倾向作为公正的标准,并以此设计制度和具体操作才是正确的。     

畜禽空肠弯杆菌分离培养的影响因素

比较观察了空肠弯杆菌分离培养中微需氧法、培养时间、采样时机、运送时间、运送培养基、增菌培养法以及噻孢霉素和头孢哌酮钠等因素对该菌检出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 10 0mL/LCO2 气体环境中微需氧培养比烛缸内培养空肠弯杆菌检出率高 13 .0 % ,即显示 10 0mL/LCO2 法明显优于烛缸法 (P <0 .0 1) ;空肠弯杆菌分离培养时间以 48h即可 ,无须延长培养时间 ;产蛋鸡采样时机为产蛋前 ;检样运送时间、运送培养基和增菌培养后对空肠弯杆菌检出率的影响不明显(P >0 .0 5 ) ,用单一的一种分离培养方法不能反映动物的实际带菌水平 ;噻孢霉素对空肠弯杆菌检出率的影响和抗生素药敏性试验结果表明 ,噻孢霉素不能替代头孢霉素Ⅰ ,而头孢哌酮钠可取代Camp BAP琼脂中的头孢霉素Ⅰ。     

管理“四要素”对管理效能的影响及控制

在管理系统过程中存在着四个管理基本要素 ,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相互依存发展 ,并通过不同形式共同作用于管理过程和影响管理效能。管理要达到最佳效能 ,就要从体制、机制和人的素质等方面对其实行有效的控制。     

浅议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出入院程序

本文就当前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制度中,如何实施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出入院程序的问题展开讨论,探讨了司法精神病鉴定人的医疗建议,在强制医疗入院方面的作用;入院的决定权归属;住院强制医疗的方式单一;强制医疗欠缺法律监督机制等问题。指出现行强制医疗的出院制度中设有请假出院方式的优越性,出院采取医院和公安机关均同意方能批准的双轨制的优越性,以及安康医院在出院审查时所起到的相对公正、客观作用。同时笔者对今后进一步完善我国强制医疗相关的制度和法律问题提出意见。     

第17届国际法庭科学大会侧记

2005年8月21日上午9时,伴随着舞狮队喧天的锣鼓声和苏格兰悠扬的风笛声,为期6天的“第17届国际法庭科学大会”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也组团参加了本届大会,笔者随团参会并侧记如下:一、大会概况国际法庭科学大会是“国际法庭科学协会(IAFS)”每三年举办一次的主要学术活动,是国际法庭科学领域同行交流的重要平台。2005年是第17届大会,也是该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主办。参加本届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一千多名代表,中国内地参加本届大会的代表有一百多名,主要是来自科研、教学和公安等…     

《云南省禁毒条例》释义

《云南省禁毒条例》已由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05年3月25日修订通过,2005年5月1日起施行。《云南省禁毒条例》共六章49条。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和落实条例,由云南警官学院法律系部分教授、学者编写的《云南省禁毒条例》释义,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具有较高的理论依据和水平,又有解读条例的科研见解,是指导禁毒工作“四禁”并举、堵源截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严格执法、综合治理的研究论文、值得关注!(本期刊登一至三章)     

人性论视角下的中西方传统行政文化差异

性善论与性恶论分别是中西方历史上的主流人性思想。总的说来,性善论思想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主导影响是消极的,性恶论思想对西方传统行政文化的主导影响则是积极的。不同的主导影响造成了中西方传统行政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异。实现我国行政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吸取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借鉴西方行政文化的优秀成分,避开两者的不足并积极进行创新。     

韩国警察的绩效管理制度及其启示

韩国警察当局在警察绩效管理方面采用新的理念作指导,对每个警员的工作能力、态度、品行、工作成绩等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价,从而促进警察个人工作能力的提高。通过对警察个人工作成绩的评价,使绩效管理制度灵活地运用于其晋升和任职过程。这对我国公安机关的绩效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马克思哲学革命视域下的现代性批判话语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在于实现了从现成论的思维方式向生成论思维方式的转向,而推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对资本现代性的追问和批判。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现代性批判话语的内在关联对当前我国现代性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