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政治理创新的公民参与机制——以北京市为例

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速度的加快,我国城市街道事务管理的任务量和复杂性急剧增加,街政治理变革与创新势在必行。本文以公民参与和街道行政之间的生态互动关系为主线,依据"决策—实施—监督"的街政流程,对2007年北京市委社会工委成立以来街政治理的公民参与机制进行了案例分析。本研究发现,社区的公民参与及其组织形式塑造了街道公共决策的民主化机制,扮演着社区居民自组织服务或为其增能的角色,开辟了街政监督的公民社会路径,其在推动街政由低分权、封闭性、单向度管理,向开放式、参与型的公民治理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央—地方吏制范式分析与改革趋向

中央—地方吏制主要有三种范式:"地方分权式"、"中央集权式"和"还权于民式",其各有优点与缺点。若实行法治,要求"中央集权式"取代"地方分权式";如果要推行民主,则要求"还权于民式"取代"中央集权式"。或许最佳的中央—地方吏制是普选基础上的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混合。     

网络传销犯罪侦查模式研究

网络传销犯罪作为传统传销犯罪的"升级",具有涉众广泛、传播迅速、高度智能和高度隐蔽等特点,相比于传统传销犯罪,网络传销犯罪的社会危害更大,侦办难度也更大。目前,在网络传销犯罪的侦办方面,传统的侦查模式存在着侦查介入过于被动、侦查协作机制不全、侦查取证手段落后和侦查公开把握不好等诸多问题。为有效打击和控制网络传销犯罪,须对传统的侦查模式予以改革,在侦查立案方面,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在侦查协作方面,变"单兵作战"为协同作战;在侦查取证方面,变侦技分离为侦技合一;在侦查公开方面,正确处理侦查秘密与侦查公开之间的关系。     

从醉驾入罪看网络舆情与立法理性的冲突

醉驾入罪是网络舆情促推的结果,并非立法理性的必然体现.现行醉驾入罪的法律规定与刑法价值理念相冲突.应当取消醉驾入罪,或者将一般醉驾行为回归《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行政法调整,要么提高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将所有醉驾行为构成犯罪的一律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并根据情节或后果规定不同档次的法定刑.     

美国预测性信息披露免责制度研究——兼论中国证劵市场“安全港”制度之构建

预测性信息披露免责制度降低了上市公司潜在的诉讼风险,是充分尽到诚信义务的信息披露人的保护伞。可以从美国"安全港"各项规则入手,借鉴相关理论及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完善我国预测性信息披露免责制度之构想,以期维护信息披露主体之正当利益,规范并鼓励我国上市公司预测性信息的披露。     

浅谈我国社区矫正中的志愿服务

成熟社区的志愿者和志愿组织的参与是社区矫正发挥其功效的根本保障.倡导社区矫正中的志愿服务,首先在于纠正社区成员对志愿精神的理解偏差和对社区矫正的漠视;其次,需要完善相关立法和技术规范.如是,志愿服务才能夯实社区矫正内在要求的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的基石,其本身的发展更为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治理,投身公民社会建设提供了广阔平台.     

天津市社区矫正工作的机制及对策研究

社区矫正是相对于传统的监禁刑而言的一种新型的刑罚处罚机制,同时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尝试,天津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虽然开展较早,但是与其他省市相比较而言进展相对缓慢。通过对天津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状况、存在的问题所进行的归纳分析,提出了改进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现状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基本理论探究——以对权力属性的分析为起点

在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权力的行使也不可避免,但在地方权力行使的同时我们对这种权力的属性却没能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使得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关系很难理清,进而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就具有某种盲目性。在我国,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一样都是在统治权力的权属与权能分离过程中治理权力行使的体现,只是两者的分工不同而已。为了使人民更好地行使统治权力,必须合理地配置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这种权力配置在静态上要求职权法定;同时,由于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这种权力配置还要求动态的权能配置的法治化和权力行使的正当化。因此,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应然状态就是通过静态的权限划分和动态的权能配置实现权力行使所指向的特定目的,而不至于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沼。     

试论职务犯罪现场勘查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存在着高发的态势,同时呈现出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等特点。这些都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的难度。传统突破职务犯罪案件主要依靠讯问,采取"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本文从证据的角度分析出发,利用现场勘查来寻找证据为案件的侦破打开缺口,力图通过职务犯罪的现场勘查寻找证据,实现"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转变,提高侦查工作的有效性。     

资产证券化中的超额担保制度研究

在西方资产证券化进程中,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超额担保制度有助于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者信心,消弭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为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我国在资产证券化起步阶段应引入该制度。超额担保的本质是债权质押,其质押标的是将来债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超额担保受制于现行的质押制度和破产法律制度设计。我国应制定专门的《资产证券化法》,明确资产证券化的性质,并对证券化资产的可让与性和出质问题予以专门规定,从而使超额担保制度既符合物权法定原则,又满足现实需要。通过控制超额比率和设置利差账户,以解决超额担保与现行破产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