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认定与规范分析

文章从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的经济犯罪查办实践出发,对刑法意义下国有公司范畴以及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做进一步明晰,对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经济犯罪问题游离于刑事司法之外的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     

当代大学生休闲生活状况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休闲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已有文献及对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可以发现，当代大学生对于休闲的认知存在着偏差，在休闲目的、休闲方式和场所选择上出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总体的休闲生活质量并不高。需要加强对大学生休闲生活方面的相关教育，尤其要引导大学生形成科学、理性的休闲消费方式。     

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职权及其实现

独立董事的职权及其行权途径是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基石。独立董事的职权包括一般职权和特别职权。一般职权是全体董事都享有的职权,其中,知情权与依赖权尤为重要;特别职权则是普通董事所没有的,主要包括关联交易审查权与重大事项决定权。独立董事主要通过参加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会议两种途径实现其职权。     

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证人保护问题研究

在当前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过程中,证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无论我国的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缺乏对证人应有的保护和处遇,导致目前刑事证人作证率偏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应该提供经费,建立起专门、统一的司法机构,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影响美沙酮维持治疗效果的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影响美沙酮维持治疗时间及效果的相关因素。方法:研究对象为329名在我院美沙酮维持门诊治疗的海洛因依赖者。根据其在维持治疗门诊中服药时间的长短分为4组。Ⅰ组为服药时间不足3个月退出治疗者124人;Ⅱ组为服药时间超过3个月但不足6个月治疗者52人;Ⅲ组为服药时间超过6个月,但不足1a治疗者76人;Ⅳ组为服药时间超过1a治疗者77人。比较4组海洛因依赖者间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药物依赖及治疗剂量等影响美沙酮维持治疗等因素的差别。结果:Ⅱ组、Ⅲ组、Ⅳ组与Ⅰ组相比较,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社会支持系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Ⅱ组、Ⅳ组与Ⅰ组、Ⅱ组年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Ⅱ组、Ⅲ组、Ⅳ组与Ⅰ组比较,初吸年龄、吸毒时间、吸毒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吸毒方式(单纯注射)、多药物滥用的Ⅱ组、Ⅲ组、Ⅳ组与Ⅰ组、Ⅱ组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首次吸毒原因各组间无差异(P>0.05),既往脱毒次数Ⅲ组、Ⅳ组与Ⅰ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服用美沙酮剂量与维持治疗时间呈高度正相关(P<0.01),药物剂量、治疗期间服药不稳定的Ⅰ组与Ⅱ组比较,P<0.05;Ⅰ组与Ⅲ组、Ⅳ组比较,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年轻的单身、无业、文化程度低、无家人支持、多药物滥用和维持剂量不足是影响美沙酮维持治疗依从性的危险因素。临床上对影响维持治疗的危险因素进行甄别,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能有效提高美沙酮维持治疗效果。     

推进网络辅助教学提高高校教学质量

网络辅助教学的特点和优势,决定了它在教育领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采用网络辅助教学对教师在提供资源、引导学生学习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要努力钻研现代教育技术,提高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学校要制定相应的措施,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创造条件,还应调整相关机构的职能,促成网络辅助教学这一新模式的健康发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论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司法实践先行，从而引发了是否违法改革的争议。本文在深入分析探讨暂缓起诉制度的现状和法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暂缓起诉制度的基本图景。     

浅论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的实现

就业权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基本权利，是实现劳动权的基础。农民工应该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就业权，但事实上农民工没有资格成为城镇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的正式职工，许多城市在劳动就业方面对农民工设置了许多制度性门槛，城市农民工有限的劳动就业权亦受到诸多侵害。应从实现平等机会权、同工同酬权、工资支付保障权等几个方面着手实现农民工劳动就业权。     

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探析

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原则是把握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规律，保障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成效的基本前提与根本准则。概括而言，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应遵循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衔接、主导性与多样性相并存、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结合、先进性与广泛性相协调等基本原则。     

双重制度逻辑与县级人大常委会的成长——一种新制度主义视角的解析

就中国县级人大常委会这个新组织而言，其运作和成长的制度环境主要是具有内在紧张关系的双重制度逻辑并存，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责任逻辑。因此，中国县级人大常委会的组织运作和成长是在平衡矛盾性的制度逻辑、应对制度环境约束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