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国外理论界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标准的研究已经进行得相当充分,并由此形成了许多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说与观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的理论难题在于,法律事实构成要件中的某些要件具有明显的法律评价性,无法直接成为直接证据的证明对象。应通过对"主要事实"和"法律事实"加以区分的方法,剥离法律事实中的评价性要件,从而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分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美韩关系中的驻韩美军地位问题

驻韩美军是影响美韩同盟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作为规范美军法律地位的《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则是美韩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围绕军队地位协定谈判,美韩双方的交涉持续了十几年时间,最终,随着韩国在美韩同盟关系中地位的提升,美国同韩国达成妥协,签订了军队地位协定。军队地位协定的谈判过程,一方面反映出韩国在美韩同盟中地位的变化,同时显示美国同韩国签订军队地位协定存在争取韩国支持其越南战争政策的政治目的。冷战结束后,《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凸显出的不平等性,引起了韩国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给关韩同盟关系带来重要影响。     

论证据法功能的当代转型——以民事诉讼为视角的分析

传统的证据法以提高司法证明的精确性和实现证明结果的正当性为主要发展动力,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高度形式化司法证明程序。但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传统证据法赖以存在的哲学、社会以及法学基础发生了变化。面对这些变化,当代证据法应重新确定理性的范围与实现理性的方法,更多关注证据法的协调功能而非认识功能,为更注重"实质"而非"形式"的司法证明提供正当化途径,使证据法成为一个开放的、可以不断发展的法律体系,使司法证明活动成为沟通立法者意图与社会现实需求的桥梁与纽带。     

情势变更在商业租赁合同中的适用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持国家秩序稳定,是情势变更所追求的目标.随着《民法典》的颁布施行,情势变更在第五百三十三条中得到法典化、制度化,并且当事人的法院接入诉前再交涉义务也被纳入法律效果.而这一立法成果,可以视为国内立法进一步接轨国际先进立法的标志.例如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封锁、闭城、隔离等防疫措施,都对本文所讨论的商业租赁...     

“直接证据”真的存在吗? 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分类标准的再思考

我国学界对于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及概念的表述过于简单化,不利于研究的深入。通过审视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的"单独性"、"直接性",可以发现"案件事实"的法律性决定了直接证据不可能不经过涵摄或解释的过程而直接与案件事实发生联系,"案件事实"中的主观状态、意思表示要素,也无法被证据"直接"、"单独"地证明。因此,现有的以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方式不同为标准,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思路注定是失败的。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分必须另辟蹊径。     

“在先著作权”与商标权的关系研究

文章说明了商标与“在先著作权”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分析了商标侵犯“在先著作权”构成要件认定标准。在此基础上,以完善“在先著作权”认定的司法建议、“在先著作权”制度具体完善建议为切入点,提出了一系列商标纠纷案件中的“在先著作权”认定制度完善建议,包括回归到《著作权法》侵权判定基础、采取商标版权化知识产权战略等等,以期平衡公共利益与“在先著作权”。     

探寻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密钥”——安徽律师完善法律服务结构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侧记

<正>方寸之间，“芯”火正燃。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未来中心主楼12层，未来已来。无尘车间，套上“外衣”，在合肥综合保税区项王路8号完成封装测试的芯片即将被嵌入面板。蓝天之间，开辟“走廊”，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80余吨货物经海关监管放行后，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场景不停切换，看见无限可能。在一个个“从0到1”的创新故事里，在一个个从“1到10”的追梦故事里，安徽律师作为参与者、推动者，在护航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干部能上能下:"能下"的干部如何"回炉"锻造

"回炉"锻造不是简单地"挠痒"、补课,更不能走走过场就颁发"合格证";而是让"召回"成为干部工作的"紧箍咒",促使其不断提高业务能力素养,增强为群众服务的意识。     

“我想用这个拥抱给他一些力量”——记“全国巾帼文明岗”安徽鑫光律师事务所

<正>3月1日，在全国“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暨表彰大会上，安徽鑫光律师事务所“巾帼志愿者服务队”被授予“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这一抹“巾帼红”，活跃在乡村院落，在大街小巷，在田间地头，为公益寻找力量；这一袭“法治蓝”，在青春校园，在厂矿企业，为法律寻找温度，在灵璧这座皖北小城，生生不息的“她”之光正在处处闪亮。     

新中国代表团的首次联合国之行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及台湾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斗争。1950年11月24日至12月19日，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就是这一系列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新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舞台上阐释关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及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联合国期间，代表团积极争取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有力控诉了美国武力侵占台湾的事实，向世界宣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批驳了美国炒作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揭露了美国试图推动“台湾中立化”的企图。由于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参加会议之时，抗美援朝正在进行中，所以代表团还审慎应对了有些国家提出的“朝鲜停火建议”。新中国代表团的首次联合国之行，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不仅使国际社会增强了对新中国的认识，而且为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及确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外交人员也从这次外交活动中积累了开展国际交往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