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特赦实质条件的“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

在第八次特赦中,“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首次成为特赦的实质条件.在我国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语境中,也存在社会危险性的表述,但认识比较混乱.现实社会危险性需要通过客观证据来证明,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判断要将罪犯的现实表现作为判断依据.“现实社会危险性”只能采取封闭式的立法模式,“现实社会危险性”的表述不宜直接出现在立法文本中.“现实社会危险性”应当包括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以及存在诉讼风险两种情况,但有犯罪记录未必就属于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特赦中“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含义可表述为:通过客观证明可以证实,服刑罪犯在被释放后,存在继续危害社会、妨碍诉讼等情形的可能性.     

围绕改革 构建机制——推进边防部队文化建设科学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改革为主题,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当前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重点是完善文化管理机制,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边防部队文化建设必须充分围绕改革进行不断创新,才能经久不衰。     

鞋战硝烟——一场跨国“马拉松”鞋战

2011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早了一些。3月的温州,桃红柳绿,春意盎然,大街上已有穿着薄衣短裙的少男少女们在人群中窜动。春天不只显示在温度计上,逗留在人们幸福的脸上,还流露在纷至沓来的订货单上,停留在温州各大鞋企的皮鞋生产线上。     

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新趋势及对策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加强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新趋势的研究,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民主党派成员在代际变化的新趋势中,暴露出了相应的新问题。促进民主党派成员健康成长,要深刻总结党派成员代际变化的客观规律,把握党派成员代际变化的新趋势。     

中间阶层还是底层社会:来自城镇贫困人口和贴富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转型逐渐改变了原有城市社会的分层结构.此后,理论界关于中国新的社会分层结构的问题长期存在争论: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到底是纺锤形还是金字塔形?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对社会分层的相关理论进行杭理发现,在21世纪初期我国城市社会并没有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反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底层社会.对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变化和贫困发生率分析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显著增加,这些新增的贫困人口构成了城市社会的最底层.进一步对城镇各阶层的财富分配状况和消费分层状况的分析结果显示,低收入阶层财富和消费的增长明显滞后于其他收入阶层,财富分配的两极化也证实了城市底层社会的形成.     

苏区精神历史地位探微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精神源于井冈山精神,又开启长征精神.准确了解苏区精神的内涵与实质,分析苏区精神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有利于科学把握苏区精神的历史地位.     

共产党的路线 就是人民的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几乎每一百宇就要提到一次人民，通篇都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通篇都贯穿“人民”二字。无论开篇，还是结尾，讲一个基本结论、两大理论成果、三件大事，讲成就，讲形势，讲考验，讲危险，都是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一边，提到人民的高度，始终从为人民的角度进行阐释和论述。总书记关于人民的论述，有创新、有发展，而且是大创新、大发展，虽然很多以前在各种场合都阐述过，有的就是原话，但这样集中，这样反复，这样强调，这样警醒，饱含深情，前所未有，蕴含丰富伟大的思想，符合党心、民心、军心。     

督办代表建议要注重“三抓”

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是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体现。办理好代表建议,对于充分发挥代表作用、调动代表履职积极性,意义重大。宜春市人大常委会十分重视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督促,通过抓责任落实、沟通协调和多方式督办,推动一批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市三届人大第一、二次会议期间,代表共提出建议173件,经有关部门认真办理并答复代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其中代表对办理情况满意的有147件,占总数的85%,其余26件为基本满意。     

大明灭亡和晋商有关

晋商的发迹始于明朝建国之初。明朝建国后，国防的重点在北方，主要是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朱家王朝在北方边境部署了上百万的军队，这就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质。为了解决军队的物质需要，朝廷以“盐引”为酬谢，鼓励商人把粮食草料运输到边塞，这就是明朝的“开中制”。     

关于行政传唤适用情况的调查分析——以河南省公安行政执法为例

通过对行政传唤适用情况的调研，发现行政传唤在适用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行政传唤的适用期限理解错误、行政传唤适用对象混乱、强制传唤的适用随意性较大以及行政传唤缺乏救济途径，这既有立法的原因，也有执法理念的原因。为了防止出现上述问题，需要从立法上明确行政传唤的强制措施的属性，明确行政传唤的适用对象，明确传唤的启动条件和实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