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的异化与异化的商标

传统商标理论认为,作为区别于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商标具有信息性、显著性和依附性三个特征,并从而构成了传统商标的本质──附属于商品或劳务的排他性权威印记。但是,随着世界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尤其是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整个世界工业生产、销售、消费的一体化,已经使商品世界独立出来,商品这个带有人类文明进步印迹的名词已不再为生产经营者所专有,它日益成为广大消费者（顾客）影响市场发展和工业文明进步的工具。商标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益脱离其原有属性日渐从商品的统治中独立出来。商标不再仅仅是商品和商业服务的附属物,…     

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能”与“不能”——对法治概念和地方法治评估体系的理论反思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法治中国一体建设、整体推进的基本思路,国内一些地方近年来也相继推出了以"法治指数"的量化指标体系来评价地方法治状况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法治建设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从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到具体量化指标设计的建设思路。这一思路是否能够达到法治建设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的目标?需要对法治概念和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理论反思。从理论上说,现代法治概念包含了制度或者治理层面的法治、观念层面的法治和文化层面的法治三个方面的基本含义。地方法治评估体系缺乏从法治文化高度上推行法治设计的整体思路,需要从宪法至上、程序正义和权利本位三个文化要求和价值指数对其进行重构和引导。     

论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程序法治化

<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程序是指党的反腐败机构为预防和惩治腐败,按照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定的时限和顺序,并按照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定的方式和关系进行的反腐败行为过程,由主体性要素、对象性要素、内容性要素、依据性要素和程序性要素构成。党的反腐败程序法治化意味     

论法律发展中的权利创制

权利创制指在立法过程中将权利作为法律规范产生的主要形式和基本内容,要求以权利观念引领法律的创制活动。权利创制是法律发展取得精神性进步的重要标志,并在法律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各项基本制度创设时首先考虑的内容。在法律发展过程中,应当坚持以权利创制的主体性原则、尊重的伦理原则、权利合理性原则和程序性权利优先原则作为衡量法律创制是否符合权利创制的基本标准。     

权利发展与法律发展的关系论略

权利发展与法律发展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权利发展与法律发展有着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体现了共同的意志关系.另一方面,权利发展与法律发展还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权利观念的进步是引导权利法律制度发展的精神力量,而一定法律制度的推进是确保现实权利实现的制度保障.     

论权利观生成的基本前提

权利观是法律观念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权利观生成的基本前提主要有四个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权利观生成的物质性前提;权利与利益需求的出现是权利观生成的客观性前提;权利文化的发展是权利观生成的文化性前提;权利人的造就是权利观生成的主体性前提。     

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学分析

从政治高度上认识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不仅是当前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实践需要,也是全面落实"三农"政策的基本要求.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政治学分析,探究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蕴含的政治与法律信息,明确农村土地流转对于政治发展、利益整合、政治合法性的政治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完善相关政策与法律制度,对于我国深化农村改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程序法治化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程序是指党的反腐败机构为预防和惩治腐败,按照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定的时限和顺序,并按照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定的方式和关系进行的反腐败行为过程,由主体性要素、对象性要素、内容性要素、依据性要素和程序性要素构成。党的反腐败程序法治化意味着党依法行使反腐败权力,保护党员合法权利,并在加强打击腐败的同时坚持程序正义。目前,党的反腐败程序已经契合法治思路并取得诸多成功经验,但还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以待解决。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下,根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现实需要,党的反腐败程序应进一步健全完善程序法规制度体系,注重其与刑事司法程序制度的协调和衔接,强化对党反腐程序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派驻制度的发展过程与完善

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派驻制度,在党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1922年党的二大确立的党组织派员方面规定。党的十二大首次对党的纪律监察机关作出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制度反腐"思路指引下,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同时从纪检监察派驻主体、方式、程序等方面完善了纪检监察派驻制度,党的十九大将全面派驻制度写入《党章》。党的纪检监察派驻经历了领导主体明晰化、派驻机构产生科学化、派驻角色定位化、监督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当前党的纪检监察派驻制度在现实操作中还存在一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