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政策

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社会政策的作用.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社会政策代表国家对公民公共福利和集体需要的态度,国家通过树立社会政策的理念、制定和实施具体的社会政策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也只有能够有效满足人类需要的国家治理才是有效的国家治理.     

专栏导语:福利态度:福利国家政治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正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公共争议的重要议题。适度而周全的社会福利,对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现代政府都必须具备福利和再分配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大多都形成了关于政府福利责任和福利功能的共识,进而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不过,福利国家的发展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遭遇危机,战后福利共识瓦解,但由此也催生了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研究的新领域:福利态度调查     

战后国际社会党妇女组织的新起点

在1947年国际社会党苏黎世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中。一项决议案上面写道: “出席1947年6月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各国社会党妇女代表,已经注意到了奥地利妇女提出的议案,指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战争中断了社会党妇女之间的联系。社会党妇女想要表达她们重建国际联系的这一重大愿望以便肃清战争残迹,团结起来重建世界。”     

我国社会服务政府购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政府已经意识到民间组织是一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社会服务领域，政府也开始以试行向民间福利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满足社会需求。本文首先介绍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新的政策实践的现状，然后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社会服务政府购买的若干建议。     

专栏导语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指引下，我国进入了社会政策的扩展期。一方面，原有的社会保障政策的覆盖面得到了扩大，社会医疗保险基本普及，形成了全民医保的格局；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政策项目不断涌现，超越了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险领域。     

建构"社会中国":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与挑战

以"社会中国"为视角,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和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改革阶段、1980～1990年代的改革阶段、2002年以来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国家在社会福利和服务中的角色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垄断",到改革开放后的"国家退却",再到"国家再临"的演变过程,从而使我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二元"社会中国"到三元"社会中国"再到"福利地区".在新世纪,面对经济改革过程中积累的种种社会问题,中国开始强化国家在公共福利和服务中的角色,出现了社会政策的急剧扩展,新的社会政策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但是,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图景依然模糊,"省域公民社会身份"的形成或是破题之处.     

共和国60年来公共政策变迁——中国社会政策60年

社会政策是旨在提升公共福祉的国家行为。国家实施社会政策，目的是对社会问题进行干预，满足社会需要。因此，经典的社会政策具有很强的社会问题导向。按照英国福利国家的设计者贝弗里奇的分析，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五大恶”：贫穷、疾病、肮脏、无知、失业。受贝弗里奇的影响，传统社会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五大方面：社会保障政策（解决贫穷问题），医疗卫生政策（解决疾病问题），住房政策（解决肮脏问题），教育政策（解决无知问题）和就业政策（解决失业问题）。     

转型中的当代中国劳动监察体制：基于治理视角的一项整体性研究

以“强资本弱劳工”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需要有来自政府和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制衡作用。由劳动行政部门实施的劳动监察就是这种制衡作用的表现。那么，在市场转型期的中国，劳动部门是否能有效承担起劳动监察职能？其他治理主体又扮演何种角色？研究发现，在市场转型和失业危机并存的背景下，中国劳动监察体制很可能在面临规制危机的同时也遭遇合法化危机。缺乏多元参与，使得作为社会对话的劳动监察难以出现：反过来，利益相关者缺乏表达途径也限制着国家触角可以抵达的范围，这是中国劳动监察遭受高成本困扰的根本原因。     

创新与优化社会保障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优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环节。     

合作式应急治理机制的构建：香港模式的启示

中国正处于急遽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各种风险大量出现,突发性公共事件频频发生,给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如何应对各种风险与突发性公共事件是我国政府和社会亟需解决的重大治理问题。由于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存在,对于“风险社会”和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挑战,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因而合作式治理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在合作式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共同成为风险社会的治理主体。近年来,我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共同应对风险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但合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香港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可以为我国内地探索应急管理领域的合作式治理提供重要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