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主义论辩的证成与具体适用

后果主义论辩是法律论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从后果论的角度为规范适用提供"二次证明"。尽管后果主义论辩受到诸多批判,如以损害形式逻辑为代价、引入法官动机破坏法律的确定性、以法律工具主义作为价值预设等,但是后果主义论辩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作为重要的论证方法,是法官思维的组成部分,也是协调规则安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矛盾、解决权利相对性困境的重要方法。基于不同类型的后果,可以将后果主义论辩区分为制度型、目的型、道德型和政策型,这四种类型的后果主义论辩都有独特的适用领域和适用限制。在个案裁判中,后果主义论辩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存在,作为一种辅助性依据,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法律问题还原为事实问题。然而,受制于人的有限理性、法官的价值偏好,后果主义论辩在适用时需要就个案事实与逻辑后果的相关性进行论证,必要时辅之以其他的论证形式,并对适用的推理过程展开细致的说理。     

检调对接机制实证研究

"检调对接"是实现检察机关与"大调解机制"在程序和实体上的对接。检调对接有其特殊的基本模式、适用对象、适用原则、基本程序和处理方式,并有相关的制度设计与之配套。相较传统的刑事诉讼制度,检调对接制度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作为一项还在摸索前进的制度实践,检调对接不可避免存在着一些负面的效应,有待进一步地探索和解决。     

金山区机关党建围绕全区中心任务 拓宽工作思路 服务招商引资

金山区机关党工委围绕区委创新思路、实现招商引资新的更大突破这一中心工作，积极拓宽党建工作思路．通过开展“如何改进服务，优化投资环境”的大讨论，引导机关为促进中心任务的胜利实现抓整改，重点抓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水平，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伏尔泰与18世纪法国刑法改革——以西尔文案为中心

18世纪60年代，伏尔泰为一些受到司法迫害的民众进行了慷慨激昂的辩护。西尔文案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通过对这些具体案例的深入调查，伏尔泰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刑法改革措施，如要求刑法统一，主张刑法与宗教分离；主张罪刑法定，反对封建擅断；主张罪刑相适应；提倡刑法人道主义，要求摒弃酷刑、废除绞刑；主张将自杀、杀婴及同性恋行为非罪化及要求罪犯参与劳动改造等。伏尔泰为实现其刑法理想所作出的努力深切影响了18世纪法国刑事立法改革的进程。     

两岸景区涨价迷思

今年以来,大陆和台湾许多著名景点宣布票价上涨,但其中一些景区却因此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认真反思这种"门票经济",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受损的远不只是经济利益。两岸不约而同的涨价潮去年此时,《北京晨报》有一篇文章,感叹每逢"五一"长假大陆的景点门票都要扎堆涨价,羡慕台湾景     

中国政治发展在新世纪前十年面对的任务

政治发展的内涵在国内外政治学者中已经过几十年的讨论,既有共识,也有异议。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政治发展的内涵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新世纪前十年,中国政治发展面对的基本任务是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各项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一步完成适应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机构改革任务,加大民主监督制度建设力度,创造维护发展良好的社会政治稳定局面和环境。     

持久的“心灵烙印”:留守时间如何影响青年早期的主观福祉

基于高校学生留守经历的回溯性资料,建构留守经历的不同类型与模式,比较留守时间的"长短"效应和"早晚"效应,研究早期留守经历对个体的持久性影响。实证分析表明:留守经历显著降低了青年群体的主观福祉,且留守时间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从留守时间的"长短"效应来看,留守时间越长,青年大学生的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水平越低。从留守时间的"早晚"效应来看,幼儿阶段的留守经历负向冲击最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早晚"效应强于"长短"效应。倾向值匹配和异质性干预效应模型的结果则表明,上述负向影响具有稳健的因果效应。     

当代西方国家政府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论析

政府管理创新既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发起了政府管理创新运动,这场运动通常也被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政府再造"或"政府重塑"等。不管人们从何种角度来审视和界定这场运动,其实质都涉及到政府管理创新的价     

组建私企党组织应具备四个前提条件

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仅凭三名以上正式党员这一基本条件,并不能顺利组建私营企业党组织,或者即使组建起来也收效甚微。组建私企党组织除了必须具备三名以上正式党员这一基本条件以外,还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 一是企业经营状况比较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私营企业的生生灭灭、关关停停,以日计数。如果在经营状     

公共政策设计的综合集成方法

钱学森所提出的综合集成方法论或大成智慧工程是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形式,也是解决复杂性系统问题的方法论。从思维方式上看,公共政策设计属于技术思维模式;从思维的对象上来看,公共政策面对的是复杂性的社会系统。综合集成方法论或大成智慧工程对公共政策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