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发票犯罪赃款追缴问题新思考

虚开发票犯罪案件赃款追缴工作不仅是挽回经济损失的主要渠道,也是打击该类犯罪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虚开发票犯罪赃款的追缴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应该转换角度,重新思考,以受票方为主要追缴对象、以票款为主要追缴范围、以公安机关为主导的追缴方式,谋求新的追缴模式．实现追缴行为的价值。     

中国影视娱乐法论纲

娱乐法是适用于娱乐行业法律规则系统的总称.我国影视娱乐法以从业人员、行业资金和行业著作权为其三要素,以合同为其生命线,以管制与审查为其中国特色,紧紧围绕影视娱乐产业发展之需求搭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与规则系统.影视娱乐法的诞生是对大陆法系式的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的颠覆,代表着灵活、开放和实用的部门法发展方向.影视娱乐法并非“马法”,它是影视娱乐产业之法.我国影视娱乐业应当充分尊重和有效利用市场上已有IP并建立起一个培养、鼓励和保护优秀而富有创造力编剧的长效机制;应当确立被投资影视企业的有效估值评估规则、规范好投资企业与被投资企业的对赌协议、建立起影视娱乐法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应当为中外合拍片和国际电影合作确立明确的可操作的标准.这些既是我国影视娱乐法的难题和挑战所在,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影视娱乐产业未来发展的前景和高度.     

版权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学理阐释与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法律检索系统“北大法宝”公布的2023年版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进行实证研究,探讨我国版权侵权损害赔偿的方式、理论依据和立法模式问题。对当前我国版权法定赔偿提出一些质疑,即法定赔偿方式准入门槛过低、应用过多,导致其他赔偿方式应用过少,以及版权损害赔偿数额偏低,赔偿标准不明确的现象。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依据填平原则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存在困境,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及许可使用费难以证明等。对于这些问题,可以采取运用证据制度解决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及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问题,建立法定赔偿量化标准体系解决法定赔偿标准不明确的现象,加大惩罚性赔偿适用力度,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及第三方评估机制提高赔偿计算的科学性等方式加以解决。     

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嬗迭与现代发展

近代以来的契约法依次经历了以下三个紧密相连的理论阶段：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和现代契约法理论。古典契约法理论是西方契约理论的建构期，首次型塑了契约法的完整体系结构和契约自由的精神理念；新古典契约法理论是旨在移除古典契约法弊端的契约理论改良阶段，它以《统一商法典》第二编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为经典文本代表，是西方现今主流的契约法理论；关系契约理论契约法社会化浪潮的理论成果，是古典契约法“死亡”后有关市场交换之法理建构中最有前途的理论选择。西方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和现实可为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对于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理念价值和制度价值。     

泥人张，可否京津共用？

2007年9月20日,历时两年、备受关注的天津"泥人张"与北京"泥人张"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终以北京"泥人张"的胜诉而告结。这也就意味着,身处京津两地的原告和被告均可以使用"泥人张"。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合同理论的丰富性

导论:合同学术的代际转换 当我在大学讲授诚信履约原则的时候,我安排了两位著名的合同法学者--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Summers)和史蒂文·伯顿(Steven Burton)进行了一场学术交流,这就是人们后来所了解的"萨默斯--伯顿"争论.     

政府对财阀的政策应该遵守的几项准则

政府对财阀的政策应该遵守的几项准则刘承财阀竞争是不是改革的对象，这一点还不清楚。但有关财阀改革的主意倒是不少。看来，很多主意不太清晰，使群众和企业感到混乱。因此，以这些主意指导的政策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为了克服危机，需要对财阀进行结构调整。而为了促...     

违约可得利益损失的确定规则

可得利益是合同法的中心关注,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所在,对其保护事关当事人交易的积极性和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增长,因此各国的违约损害赔偿制度对于可得利益损失普遍给予较高程度的保护。我国合同法等法律虽然明确设定了违约可得利益的概念和规则,但司法实践却表现得较为谨慎、保守甚至是消极,多数法院会因为可得利益损失的不确定性(证据不确定性和计算不确定性)而否定原告的主张。要改变我国法表达与实践脱节的现实困境,需要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确立可得利益损失的确定规则,一方面有效降低可得利益损失的证明标准,另一方面对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标准加以类型化,以有效保护非违约方的可得利益和期待利益,增强我国违约救济制度的适用性和操作性。     

美国公私合作关系(PPP)的法治状况及其启示

美国法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法律系统,其关于公私合作关系的法治务实而高效。中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法律问题,了解并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PPP领域的先进法律制度是必要且有益的。美国PPP项目出现较早,政府也一直非常重视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中的私人资源利用,在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有着广泛的分布。美国没有一部统一的PPP法律,其相关立法散见于联邦法律和各州法律中。联邦法律是各州实施PPP的基本指导,具体细节各州自定。美国PPP纠纷解决机制有鲜明的特色,不仅体现在对于仲裁的开放性态度,也体现在其诉讼机制的严密性。首先需要向政府契约官提出正式请求,然后才能向政府的合同上诉委员会申诉或直接向联邦索赔法院提起诉讼,最后还可以向美国联邦巡回法院上诉。美国PPP法治经验有着很好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