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越帮助土改的岁月

新中国建国之初,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抗法战争还处在战略相持阶段。法军占领了城市、交通要道、沿海港口,蚕食分割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法根据地,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处在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共中央根据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的请求,做出了援越的重大决策。先派罗贵波为党中央联络代表,赴越沟通两党关系,调查了解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以便中央确定对越南帮助的方针和计划。接着派以韦国清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方训练、武装部队和作战,后又派陈赓代表     

坚持蒙阴抗日斗争纪实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鲁中区党政军民经过艰苦奋斗,战胜了重重困难,度过了1941年至1943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开展了1944年春季攻势,取得了很大胜利,鲁中根据地进入新的恢复和发展时期。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1944年7月,鲁中区党委对所辖泰山、沂蒙、泰南、沂山各专区的区划作了一些调整,决定新甫县与新泰县合并为新泰县,新泰的龙廷区、北师区以及博莱县的张黄区划归蒙阴县。这样,蒙阴县基本上又恢复了我于1941年9月至1943年8月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

"知今须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我们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与时俱进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带着这一疑问,本文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即礼治、德治、人治、以刑为中心等方面进行分析,尝试探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现代社会以及法治建设的丰富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和中国民俗学——“公共民俗学”在中国的可能性与危险性

中国民俗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各种学术实践,具有“公共民俗学”的属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问题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多种文化事象及问题展开基于学理的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具有公共性的学问.但在中国并不适宜在原本就有高度应用属性的民俗学之外另行建构“公共民俗学”.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只应是纯学术的,其对现实的介入、参与和社会贡献,均应基于切实的资料积累和严谨的田野调查,并在纯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根据民俗学的实践性和公共性,不妨将民俗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参与等社会性学术实践定义为中国式的“公共民俗学”,但也应对其学术有可能被行政权力“同化”的危险性保持警惕.     

创意立足文化造就产业

把简单的文化产业冠名为文化创意产业,却缺少观念意识的创意文化和产业链条的建设,显然不利于长远发展     

回忆七十年代末山东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

1978年,中央决定在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基础上,进行改正错划右派工作,以妥善处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一决策,是我们党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前“左”倾思想指导下所犯错误的具体体现。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先进行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接着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开展了对右派的改正错划工作。我那时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亲自参与并组织了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对这一段冲破禁区、解放思想、落实党的政策的历史有着深切的感受和体会。     

忆1975年淄博市的整顿工作

1975年1月5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系统纠正“文革”错误,全国局势有了明显好转。     

打造电商示范引领基地——铜仁高新区电子商务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

<正>铜仁高新区电子商务与信息产业园作为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为当地电商发展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撑,正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新增就业的"蓄水池"。在铜仁高新区大兴镇大兴社区淘宝服务站,社区居民张大爷、肖大婶不时来询问他们买的衣服和被褥是不是到了。"自2014年12月开业(投入使用)以来,周边的居民经常过来看正在销售的商品,有的喜欢大屏幕上推销的被子、有的想给孙子买一辆自行车……,我负责帮他们下单,开业当天共下了12单,截至目前共下了600     

民族服装的文化意义

民族服装,主要是指在多民族的社会中,能够作为民族识别或归属标识的服装。民族服装除了具备保护人类身体的自然属性外,还具有表现某些象征价值和文化意义的社会属性,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少数民族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度里经常需要展示各自民族服装类似,在国际社会的场景下,自然也会出现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问题。近年来,关于＂国...     

湖南地区历史上的雪灾

<正>据《资治通鉴》等书记载,长沙地区最早的大雪记录当在二千年前,即公元前37年,西汉建昭二年,包括湖南长沙在内的楚地,降了一场深五尺、形成灾害的大雪。因为文献失记,直到唐帝国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950年),史书才第一次明确标记发生在长沙城的大雪,即:"潭州大雪,盈四尺。"潭州治地即今天的长沙。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长沙、善化、益阳、浏阳等地大冰雪,在善化(即今天的南长沙)大椿桥刘宅,"六人,一夜俱冻死。";康熙年间湘江冰上"人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