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情银坛报党恩

正"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党的伟大事业造就了千千万万个优秀党员,千千万万个优秀党员的智慧力量汇聚成党的伟大事业。在党的事业发展的进程中,一些长期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进步的老党员,因其特殊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履历,而对党充满着深情。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起开设新栏目《老党员抒怀》,请那些对党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老党员吐露心声,也让我们听听他们入党时的"初心"和情怀。首期请到的是享誉影坛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洋。2017年12月2日,是于老入党整整70周年的日子。——编者     

指导性案例的应用障碍及克服——四川法院案例应用试点工作的初步分析

引言自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发布第一起案例〔1〕迄今,历时数十载,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仍"待字闺中",其间虽有理论之关注与实践之探索,但总体而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仍未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艰难一跃。2010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案例     

王鹏运词学结社活动与临桂词派的勃兴

摘要：临桂词派在词系传承上属常州词派，是常州词派在晚清后期的发扬光大。它之所以得名“临桂”，并最终独立成派且统领清末民初的词坛。除了因为其领袖人物王鹏运、况周颐为广西临桂（今桂林）籍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社会与文学创作的诸多因素。其中临桂词宗王鹏运的词学结社活动与I临桂词派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为临桂词派得以蔚然勃兴的关键因子之一。     

转作风须吹“四季风”

“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广大干部群众最担心的是活动‘一阵风’，最盼望的是形成常态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活动收尾绝不是作风建设收场，必须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把目前作风转变的好势头保持下去，使作风建设要求真正落地生根。     

审判中心与证据法：一点浅思

关于“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个题目，我的看法是：审判中心及其所可能引发的程序结构变迁为证据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或者说新的推动力，但这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就审判中心主义即证据法发展的空间或推动力而言，我觉得我们还处于想象之中。现在我们对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意涵和实现路径还有争议，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此尚未达成共识。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围绕审判中心主义所进行的地方性试点改革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范就更是如此。甚至包括最早推进庭审实质化试点改革的成都中院，大家都还在继续探讨而根本没有对此作普遍推广。前段时间笔者参加了一个司法改革研讨会，有领导明确表示：“怎么搞审判中心主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各家都还有不同意见。至于怎么做，也是不成熟的。”既然在如何理解和推行审判中心主义这个逻辑前提上都有不同意见，很明显我们探讨证据法应如何发展的时机还不太成熟。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至今仍处于发挥主观想象力这样一个阶段。就此而言，学术界和实务界仍然需要围绕何为审判中心主义，如何实现审判中心这一命题上进行深入的对话与探讨，以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厘清我国证据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     

元帅们的回家故事

元帅回故里，次数都不多。少回去甚至不回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两点是相似的：即一个“忙”字、一个“怕”字。忙：身兼要职，目理万机，加之晚年多数身体不好；怕：既怕给家乡添麻烦，同时也怕让家乡搞了特殊化，坏了党的名声。     

完善我国公民权利救济制度的思考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更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但当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保证公民权利的救济呢?加强对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制度的思考,不仅是探究公民基本权利救济的最佳途径,也对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的最终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亲批拘捕胞弟

周恩来兄弟三人，两个弟弟名叫周恩溥和周恩寿。周恩寿生于1904年，早年随兄长参加革命，后因与兄长争吵于1928年退出革命队伍，并改名周同宇。 1968年，公安部长谢富治递给手下王金岭一份文件，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     

论一起贩毒案嫌疑人的抓捕战术理念

当前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水平越来越高,尤其是毒品等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凶险狡诈,抓捕过程必须慎之又慎。然而,在日常抓捕中一些侦查民警屡屡出现问题,以致嫌疑人逃脱串供灭证,甚至造成民警和无辜群众伤亡。因此,如何才能在临战当中运用合理、合法、安全、高效的战术理念去指导抓捕行动,一直是公安实战研究部门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一线实战案例,从典型战例剖析的角度探讨当前重大毒品犯罪案件中嫌疑人抓捕阶段的战术理念,以期为一线实战民警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