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反码显现检验原始车辆识别号码1例

某年6月，某局刑侦大队在办案过程中扣押一辆有被盗抢嫌疑的无牌照蓝色东风本田CR-V汽车，要求检验该车的原始识别号。通过对该车的初步检验，发现该车铭牌上的车辆识别号与前舱板表面的打印号码一致，并见该车铭牌为塑料片制成，已经略呈变形卷翘（见图1）。以该识别号码在各个查询库中查询，均无查询结果，经对前舱板表面打印的识别号仔细观察，发现该号码打印规范、字迹清晰、号码周围光滑平整一致，未见明显的打磨痕迹（见图2）。     

量刑激励机制探析

作为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永恒性的量刑激励机制,其蕴藏着一种集合法性和有效性于一体的合理性。激励机制是动力机制,它提供量刑权威意义上的活力源泉,能够激发量刑客体、量刑关系人确立与自己同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目标,并选取与自己相同的行为方式或行为手段。从有效性结构看,只有当激励机制能普遍地促成刑罚功能有效发挥时,才是充分、有效的,而此应该是犯罪成因、利益关系、价值观念与文化认同这四个核心要素的有机统一。     

高校贫困生心理分析及其解决途径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高校收费制度的实施,高校贫困生这一弱势群体问题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关注。这一特殊群体有着自己独特的心理行为特点,深入了解贫困生思想状况,是高校做好贫困生学习,生活及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     

董事会中心主义下的创始人保护问题研究

现代社会中,由于股东会的非常设性和股东的非专业性,导致董事会实际在公司治理中掌握主动权,甚至由于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冷漠导致董事会实际完全控制公司,造成了董事会利用职权意图摊薄股东股权、擅自决定公司重大事项等严重侵犯创始人利益的情形,以国美事件为契机,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提供一种思路和构想,以避免此种情形的发生,并充分发挥章程作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中西方以“和为美”审美理想的同归殊途

中西的美学理想范式虽然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但总会有一种传统意义的相对恒定和普遍倾向。这一倾向主要是，在对待艺术审美经验一系列内在矛盾时，中国艺术更偏重于“执两用中”的中和之趣，西方艺术更偏重于“寓多于一”的和谐之美，这是中西美学理想的一大差异。但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既要寻找传统文化的合理支持，又要看到各种因素充分对立发展的必要基础。特别是在当前多元文化共处的状态下，须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以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但也不能放弃自己独有的特色，成为单向的受动者而被别的文化所遮蔽或消解。     

集体劳资争议中警察权介入的刑法问题

立足于法秩序的一致性,法律如何介入集体劳资争议,乃需要结合宪法、行政法与刑法予以整体考量。法治国家、比例原则与国家中立要求警察权只有在劳动者实施不正当的集体劳资争议时才能介入其中,以免带来更为严重的暴力冲突乃至社会动荡,由此也引出了妨害公务罪在集体劳资争议适用中的基本依据:如果因警察权非法介入而引发暴力冲突的,则应该排除适用妨害公务罪。同时也应对警察权介入集体劳资争议的依据、标准等作一种限制性解释。     

洛阳：四位一体防控廉政风险

今年以来,河南省洛阳市纪委、监察局建立健全工程建设领域廉政风险防控机制,通过构建告知、教育、承诺、监督“四位一体”的防控机制,有效约束行政和市场行为,推进工程建设项目规范、高效、安全、廉洁运行。     

量刑法定化:罪刑法定原则内涵的应有拓展

罪刑法定原则必须与时俱进,刑法规范内容的多样化必然带来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多样化,但罪刑法定原则长期被学界定位为犯罪与刑罚的法定化,无法充分体现其限制刑罚权滥用的制度价值。随着刑事司法中的最大问题由罪刑擅断到量刑不公的转变,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亦应该有所拓展,即从"犯罪与刑罚之法定化"的二元格局迈向"犯罪、刑罚与量刑之法定化"的三元格局。其中,评价范围与评价方法的法定化,就是量刑法定化的题中之义。     

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从刑法进化论视角,政治刑法、市民刑法和社会刑法既是刑法的具体类型,又是刑法与政治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互动进化的产物.政治刑法以身份为依据对权贵与平民进行区分,并重点保护权贵的权益,因而在罪刑规范上实行区别对待.市民刑法力图打破刑法对身份的依赖,并以社会契约为理论基础建构一种立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平等刑法,其虽然有助于限制国家权力的不当扩张,但却存在着明显的正义困境:无法满足不同主体对社会正义的要求.社会刑法主张刑法建构的立足点是社会正义而不是社会契约,其在承认强者与弱者之基本社会分层的基础上,主张给于社会弱者以更多的人道关怀并给强者的自由以更为严格的法律限制,从而在有效矫正市民刑法之正义困境的同时,又可能带来刑法干预的不当扩张.这也决定了社会刑法只能以例外存在,并需要与市民刑法之间形成共生秩序,从而呈现出市民刑法“兼容”社会刑法的发展路线.此亦构成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我国金融刑法中的重刑化立法政策之隐忧

审视我国金融刑法的发展趋势不难发现,刑法迅速扩大金融犯罪圈并加重对金融犯罪处罚力度的重刑化立法政策,不仅导致刑法系统自身规律性的紊乱,造成法益保护位阶错乱和罪刑失衡现象,而且还带来经济系统自身功能的丧失,无法合理应对风险社会给金融刑法带来的挑战.因此中国金融刑法应进行一次动态的立法政策调整,即在认识自身规律性的基础上,逐步压缩其在金融犯罪中的存在空间,节约相应的控制手段,并重视提高犯罪的惩罚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