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的社会理论

本书考虑的是：认真思考90年代之后涌现出的问题，如何能够重新审视和推进现有的争辩，进而为关于社会变迁和发展的社会理论化进程作出贡献。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系统性）替代选择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社会正义和不平等议题仍很重要，仍然迫切需要找到解决它们的办法；本书就这种生活的后果提出了各种问题。本书的论点，立基于经典社会理论，但也有所超越，正视了那些将我们与经典理论家的世界区别开的重要鸿沟。     

极端犯罪的形成机制及其预防与应对

极端犯罪的共同心理现象是行为性质极其严重；诱发因素与行为及结果相比明显缺乏逻辑联系；犯罪人经历过早期的挫折及心理创伤有严重情绪积累。极端犯罪行为人心理有共同本质即需要获得对生命、财产的控制权。其形成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极端犯罪行为的预防与应对包括社会和警察两个方面：即全社会需要对极端犯罪行为加强预防；警察对极端犯罪行为也要有特别的应对。     

领导需要“坏消息”

我们有时会听到这样的劝告：“不要迁怒于送信的人。”由于很少有逻辑上的理由去迁怒于送信的人，这样的建议应该没有必要。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坏消息令人不快，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很难将这类消息传递给“掌门人”。     

1911，我与孙中山同舟返国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夏天，我在上海辞去吴淞中国公学教务长职务，赴北京参加留学生廷试（按：清末政府规定的留学生考试制度是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每年秋季由学部举行考试一次，及格者分最优等、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该书《新版译者的话》中写道：“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是讨论社会科学方法的一本书。他将历史决定论界定为社会科学的一种进路，认为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作出历史的预见；历史决定论的中心学说是相信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揭示社会进化规律以便预见它的未来。     

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本土化路径——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之积极贡献为视角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是贯穿于整个藏族历史文化中的最重要的本土法律文化,是中国本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至今仍然在藏区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误杀、误伤、过失致人死亡等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发挥着其他制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应正面评价和借鉴藏族赔命价等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合理因素,促进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     

西路军左支队浴血突围祁连山

今年6月23日，是李先念同志诞辰101周年纪念日，仅以此文纪念为创建新中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李先念同志。     

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与伦理刑法的关系

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虽然带有藏族奴隶制社会等级森严的不公平特色和实体程序方面不完善的弊端，但它具有着藏族独特的伦理文化属性，对青藏高原的人伦关系和道德文化起着保护的作用。属于中国古代刑法的“伦理刑法”和属于藏族传统法文化的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制度具有重要的补充和指导作用。虽然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区别，但并非相互排斥的独立系统，而是客观地存在着相互依存、互相渗透的关系。     

文物资源在增创花都旅游优势中的作用与对策

花都（原花县，1686年建县，1993年撤县设市，2000年撤市设区）位于广州北大门、珠江三角洲北端，总面积968平方公里，是南北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素称“省城之屏障，南北粤之咽喉”。花都在新世纪初适逢撤市设区、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和广州火车北站落户的契机，发展更上一层楼，她将成为全国商业活动的集散地，成为我国南大门交通运输的枢纽，更成为海内外旅游者畅游南粤的新热点。旅游业将成为花都产业结构的新优势。如何更好地利用文物资源，发掘花都旅游资源新优势，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呢？本文拟从利用文物资源发展花都旅游业的角度谈几点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