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高等院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方法和任务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为主题,确定了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战略任务。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成为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今后长时期的重要工作。高等院校党的建设应该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高等院校中,党员人数居多,学历层次较高,思想活跃,社会影响广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党建的一块重地。如何以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指针,不断加强高等院校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全党的责任,只有68…     

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全面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和以人为本原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内核”,探讨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就是探索这些根本性原则对中共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重新审视该学科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以促进中共历史学科的良性发展。     

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

2009年第11期《史学月刊》上发表了郭德宏的《论民众史观》,写得很好,道理讲明了,也出了不少主意。据我所知,他的这个观点,在不少场合里都说过。因为在他看来,写中共历史不见民众的影子是个大的缺憾。其实,党史界的学者们都有类似老郭的想法,比如龚育之在世的时候就讲过：“党的历史,要写出人民的创造历史活动,不能把党的历史写成仅仅是党中央会议和文件的历史,仅仅是领导人讲话和活动的历史。”这番话是在他的《党史著述中的十大关系》中说的。     

1949年至1956年中国社会的演化、变革与社会现代化

张静如教授系中国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党文学会常务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本刊今年第一期发表了他的文章《党文研究重点应转向社会主义时期》,这一期又刊登了本文。我们欢迎党史研究工作者,就党史研究“转向”问题继续发表意见,把你们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丰硕成果不断提供给本刊。谢谢。     

党史研究重点应转向社会主义时期

12年前,有位党史界的朋友曾劝我转向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对这个意见,我曾认真考虑过。我认为,从个人说,在任何时候研究重点都可根据自身条件和兴趣而改变,但从党史学发展历史进程来看,那时还不具备转向的条件。当然,在客观上确有这种需要,因为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以史为鉴,所以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很有实际意义。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随后党史界部分研究者根据《决议》精神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开始进行了以往不可能有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的人数日益增多,研究的视野日益扩大,研究的课题日益广泛,到1991年党成立70周年之前,已取得不少有益的成果。尽管如此,从整个党史界来看,研究重点并没有转移,大多数研究者仍把主要力量放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史或与之相关的学科的研究上。为什么这十几年中没有能实现研究重点的转变呢?     

中共历史学怎样研究文化

怎样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中的文化问题,既要以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又要注意研究方法,侧重以多角度尤其以文化角度进行研究,还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群体文化观.此外,还应考虑相关的研究原则及内容,应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总原则和以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为基础,注意文化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及文化的继承性等具体原则.而文化研究的内容大致涵盖了七个方面.     

既要解读"三个代表",又要还原"三个代表"--读石仲泉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著

《“三个代表”思想 :领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是广东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石仲泉同志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著。两年来 ,作者发表了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不少文章 ,有的是真名 ,有的用笔名。但一看文章的风格 ,就能猜出是他的。此书的出版说明作者非常勤奋。作者一直强调写文章要说新话 ,对此我深表赞同。当然旧话也得说 ,但老说就没意思了。作者坚持自己的观点 ,能说一些新话 ,这恐怕是他的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此书中 ,作者说了许多新话。作者认为 ,去年的“七一”讲话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初具理论形态 ,我深表赞同。因为…     

我书柜里的旧书(二)

<正>我于1961年在东安市场旧书店花六毛钱买了一本陶孟和的《孟和文存》,是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出版的。陶孟和原名履恭,天津人,祖籍浙江绍兴,1889年生。陶孟和曾留学英国,入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社会学。民国初年陶孟和回国,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14年入教北京大学,1918年任教授,并先后担任过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教务长。教书期间,陶孟和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等刊物     

关于《新青年》季刊

1953年,我在北师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当资料员时,因当时只有《新青年》一至九卷,没有季刊和不定期刊,就到旧书店去淘宝。结果,还真买全了。买来后,我都通读过,但没有下功夫研究,此后很少接触。最近,拿起手头存的《新青年》季刊影印本,认真细读一遍,有了一些想法。第一,《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标明是1922年7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标明是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为什么停刊一年后又重新出版了呢?中共成立后,继续出版的《新青年》虽然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但仍然有少量文章反映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色彩,这已不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只好暂时停刊。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不仅提出了反     

严谨治学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我最早认识胡绳同志是在1953年夏。那天我和我的教研室主任王真同志去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逛旧书店。在一家书店里,碰到胡绳同志。王真同志把我介绍给胡绳同志,又说了会儿话,就各自走各自的了。那天胡绳同志穿一身白绸子裤褂,手里扇着一把扇子,给人的印象特别潇洒。那年,我还是个20岁的青年;他大约30多岁了。我注意看他,觉得他与众不同的是头颅很大,心想,这人一定非常聪明,有智慧。以后,除参加一些会议见到他,并没有什么交往。80年代以后,参加中共党史学会的学术活动,与他见面的机会多了些。现在回想,有几件事令我十分难忘,主要是他支持我们北京市党史学会的工作方面,给我的印象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