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的“泛化”与“缺位”——台湾地区有关大陆经贸法律规范构成及问题

基于两岸经贸交流的特殊性,行政立法在台湾对大陆经贸法规体系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来,在两岸经贸关系问题上,台湾方面行政立法“泛化”与“缺位”现象日益凸显,一方面“立法院”立法与行政部门立法严重失衡,行政法规在相当程度上掌控着两岸经贸交流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在直航、陆资对台投资、复委托机制等两岸经贸交流核心议题上,相关配套子法始终付之阙如。这一现象已严重阻碍了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     

商业广告的文化特征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说过:“如果我能重新挑选职业,我想我会进广告界.”他解释说:“若不是有广告来传播高水平的知识,过去半个世纪各阶层人民现代文明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不可能的.”可见罗斯福看到的不仅是广告给现代经济带来的巨大发展,而更看重的是广告的文化价值和对现代文明的巨大推进作用.因为广告不仅是作为沟通生产与消费的中介,具有开拓市场和引导消费的特殊功能,而且还体现着市场繁荣程度,科技进步,综合经济实力和整个社会文化素质.     

台湾《民法·继承篇》修正动因分析

国民党溃逃台湾后,沿用了许多其在大陆时期制定的法律,民法为其中典型一例。台湾民法不但完全沿袭了民国民法典,且40余年来极少修正,更未突破原有框架。台湾民法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篇,除80年代初中期,总则、亲属、继承三篇各被修正过一次外,其余部份未有任何变动。因此,要了解1949年以来台湾民法的演进全貌,只须着重研究80年代前期(1982至1985年间),台湾当局对总则、亲属、继承三篇的修正情况。本文仅择《民法·继承篇》修正动因作一分析。     

论被领导者工作积极性的产生与激励

被领导者工作积极性是指被领导者在既能实现本单位工作目标,又能达到个人需要目标过程中的奋发进取的心理过程。这种积极性的形成有主观和客观原因。这就需从这些原因上去做工作,调动被领导者的积极性。     

知识经济下台湾知识产权司法制度的变革——从“专庭”、“专股”到智慧财产法院

在台湾,知识产权诉讼程序冗长与法官专业性不足问题长期为外界所诟病。20世纪90年代后尤其近年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勃兴,台湾司法部门积极谋求变革,在各级法院陆续设立"专庭"或"专股"的基础上,积极筹建专门性智慧财产法院,先后颁布了《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和《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力求通过实行"三合一"的案件审理模式、设置技术审查官等制度设计提升知识产权审判中存在的时效性与专业性不足问题。然而,建置一个新的专门法院原非易事,设计中的台湾智慧财产法院综合了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程序,更是复杂,部分议题迄今仍然争议不断。     

论“台独”分裂活动的刑法惩治

2016年5月民进党再次执政后，打着“维持现状”的幌子，变本加厉推行“渐进台独”路线，姑息纵容岛内分裂势力，私主体从事“台独”分裂活动现象日趋猖獗，为此，应强化对“台独”活动的刑法惩治，以实现反分裂国家法律机制内部的协调。“台独”分裂活动所涉及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与岛内一般性的犯罪不同，国家刑法对其不仅具有刑事立法管辖权，也具有刑事司法管辖权。为了更好地运用刑法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金主实施惩治，应从法理上合理界定“台独”顽固分子，破解背叛国家罪的逻辑矛盾，以及重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的处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