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机关的人权立法义务研究——以人权条款入宪为背景

人权条款写入宪法之后,国家立法机关担负有不可推卸的人权立法义务。立法机关的人权立法义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人权的立法保护义务和人权的立法救济义务。在性质上,立法机关的人权立法义务应该是一种法律性义务,具有强制性效力。立法机关的人权立法义务,不仅具有规范层级方面的形式性要求,而且还要具有效力方面的实质性要求。     

强化依规治党打造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利器

正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决心,再次释放出进一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明确信号,为构建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齐全、运行     

我国“人权条款”入宪模式的再思考

人权条款入宪后必然会对我国原来宪法的价值体系和规范逻辑造成影响。从规范定位上看,我国人权条款应该定位为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而不是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人权条款作为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入宪后造成现有宪法文本中的人权和公民权的逻辑错位、内在逻辑体系上的不协调。因此,理性反思我国人权条款的入宪模式及其问题就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规范难题。     

论中国法治发展的阶段转换

从法治发展的阶段上看,中国的法治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价值启蒙阶段、制度设计阶段和实践关注阶段。从整体上看,对于现在的法治建设来说,价值启蒙阶段已经渐趋结束,制度设计阶段正在大规模地进行,而实践关注阶段则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中国法治发展的阶段转换,实践关注阶段现在正成为我们法治建设的重点阶段。     

宪法文本与宪法实践的价值统一——基于宪法学方法论意义思考

在宪法学研究中,文本分析与事例研究是两种非常重要的方法。文本分析是文本宪法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而事例研究是实践宪法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宪法学研究应当将文本分析与事例研究结合起来,使宪法学成为宪法文本与宪法实践相结合的价值统一体。     

市民社会、契约精神与法治建设

契约精神是市民社会的本质产物。在法治意义上,契约精神主要由信用意识、敬业意识和公民意识构成。契约精神不仅是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其本身还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契约精神可视为法治建设的灵魂。     

论绝对真理向相对真理的转化

现行教科书都认为真理的发展是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化的过程 ,但对于绝对真理能否向相对真理转化几乎没有涉及。由相对真理转化为绝对真理 ,固然体现了真理发展过程的总体走向 ,但片面地强调这一单向转化 ,又从另一方面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精髓的思辩力量。只有承认绝对真理向相对真理的转化 ,才能使真理过程的辩证法更为彻底 ;实践的历史性决定了绝对真理向相对真理转化的必然性 ;绝对真理向相对真理的转化构成了真理螺旋式上升过程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反贪部门如何应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过程中的律师会见权问题

新的律师法对律师会见权作出了新的规定,该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对现有反贪部门侦查模式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反贪部门可以通过改善现有的侦查模式,加强与各部门的协调沟通,找到一条应对之路。     

宪法监督二元体制论

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体制是一种由《宪法》和《立法法》共同构成的宪法监督双重体制,这种宪法监督体制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为了尽快的启动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我们应该将现行的宪法监督双重体制转变为宪法监督二元体制,由议会监督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和合宪审查权,负责审查规范性文件和国家权力行为的违宪性问题,而由司法监督行使宪法诉讼权,负责公民宪法权利的救济。     

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

<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实现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在我国宪政体制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1]。由于我国的人大制度存在代表多、会议周期短等因素,因而,在1978年修改宪法的时候,围绕全国人大的改革曾经进行过一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