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1956年毛泽东畅游珠江、湘江、长江纪实

毛泽东毕生酷爱游泳。早在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就曾经游过湘江。直到耄耋之年，只要有时间和精力，他仍坚持游泳。毛泽东认为游泳不仅是紧张工作之余的最好休息，同时还可以锻炼人的意志。     

黄炎培是如何用信函方式参政的

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只有加强党内教育和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 "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建国之后,毛泽东积极支持和鼓励民主党派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他通过信函方式,多次与毛泽东交换对国事的看法、汇报民建的思想动态、对国家大政方针提出自己的建议.     

高崇民重庆遇险与脱险

高崇民，辽宁省开原县人，农家出身，少年聪颖，博学多智。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留学日本并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25年，他加入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并组织进步的“启明学社”等爱国团体。1928年，高崇民在沈阳结识张学良并有幸成为其秘书，深得张氏信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高崇民积极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动组织东北民众赴南京请愿团，曾被东北抗日军民誉为“东北魂”。     

张学良终老异国之谜

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逝世后,国内媒体对张学良生前为什么不能回大陆一事,曾发表多篇文章。各种观点争论激烈,莫衷一是。时至今日,这仍是一个有待讨论和研究的重要话题。笔者拟从邓颖超致张学良亲笔邀请函以及张学良的复信谈起。     

新中国大特赦中十名获准赴台人员的迥异归宿

随着海峡两岸的进一步和解，封闭多年的民间交流大门正在徐徐开启。在展望两岸关系和谐前景的今天，尘封的帷幕也为我们揭示着历史曾经有过的沉痛一页。1956年中国首次释放日本战犯和1959年第一次特赦国内战争罪犯，都已成为难忘的重要篇章。至于第七批特赦国内战犯后，十名获准赴台探亲的原国民党人员滞留香港期间发生的一切，无疑已成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刘少奇“文革”中的两次公开“答辩”

从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少奇就成为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基本上失去了所有发言权.特别是进入8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以后,刘少奇面对党内外不断掀起的口诛笔伐批判浪潮,头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者”“帽子”的他几乎到了百口难辩的艰难地步.尽管处境日甚一日的艰难,但刘少奇面对险恶困境却始终没有气馁.1967年4月和7月,刘少奇曾有过两次公开的书面“答辩”.这应该是刘少奇两次绝无仅有的最后申辩,也是他生命进入倒计时之前对如潮诬陷所作的最后抗争.今天记得刘少奇这两次“答辩”的人可能不多了,重读当年红卫兵小报上的“反扑文章”,感到刘少奇不惧死亡、实事求是的精神尤为可贵.     

“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下篇）

毛泽东1972年8月14日在邓小平来信上的批示，成为解放邓小平的尚方宝剑     

张学良心仪中共三代领导人

有关张学良的史料可谓连篇累牍,但是关于这位东北军将领与中共三代领导人之间接触的史料却大多语焉不详。事实上,早在30年代,张学良就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有过特殊的交往;他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虽然始终不曾见面,可是彼此却神交已久;而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也曾与现旅居夏威夷的张学良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宋美龄婚前的求职生涯

1917年夏天，宋美龄结束了在美国为期8年的留学生活，于当年8月只身返回上海。她回到上海的初期，就一心渴望到社会上供职，可是由于其父宋嘉树的坚决反对，宋美龄在家中曾度过一段苦恼的家居生活。直到1918年5月宋嘉树在上海病逝，宋美龄才有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二姐宋庆龄在母亲倪桂珍面前的进言。     

邓颖超追忆周恩来

透露周恩来病逝前的情况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以后,举国同哀,邓颖超的心情更是沉重.唐山地震后,邓颖超根据中央的指示,搬出了居住多年的中南海,到距台基厂不远的一处房子里暂住. 8月的一天,一位当年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在重庆工作过的老部下在台基厂附近街道上,巧遇周恩来逝世后仍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赵炜.她向赵炜表达了几位老同志关心邓颖超现况,并希望能与邓颖超见面的迫切心情.在当时的形势下,赵炜深知邓颖超与这些人会面是何等困难,但她十分理解大家的心情,回去后就把情况转告给邓颖超.8月21日,赵炜把邓颖超同意会面的消息告知了在街上提出请求的那位老同志.邓颖超与她们约定会面的时间为当晚8点.但会见地点让几位老同志感到惊愕,邓颖超主张一定要在她的汽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