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关于新疆和平解放的决策

新疆和平解放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的伟大胜利，也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策略的光辉实践。在此前后，毛泽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其一，根据战局的发展和斯大林的建议，两次提前解放新疆的预定时间；其二，决战西北，对新疆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其三，派邓力群联络三区，对新疆形成东西夹击的战略态势；其四，请张治中出面争取新疆军政当局起义；其五，进军天山南北，迅速稳定新疆局势；其六，组建或改组新疆党政军机关，整编起义部队和三区民族军。     

“公款贺卡”悄然退市

＂公款贺卡＂覆没了,对于祛除＂四风＂来说,是一个进步,但反对＂四风＂需要锲而不舍、驰而不息地抓下去。眼瞅着又到了年根儿,讲究礼尚往来的国人大都会向亲朋好友送出贺卡,或赠送台历来表达情谊。而＂贺卡＂的绝大部分都来自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单位,此类贺卡也被坊间称为＂公款贺卡＂。近年来,＂公款贺卡＂逐年花样翻新,渐趋高档奢华,价格自然也节节攀升,给公共资源造成极大浪费。     

抓住机遇破解震后就业困局

如果没有地震，胥家镇现年37岁的陈军或许会和当地大多数村民一样，靠种几亩猕猴桃过自己的小日子。但现在，陈军却远在大上海的工厂里忙碌着，成了一个加工大件的高手，是上海浦强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吴厂长的“眼中宝”。     

农村宗族势力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

众所公认，在中国，宗族虽历尽变迁，但始终在农村社会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社会学家冯尔康先生认为，族权曾是国家政权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形式，是仅次于国家政权的一种有系统的权力。无论在中国的南部或是北部，有相当多的乡村是中国宗族制度的象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制度、新政策的确立和实施．特别是随着政治运动的展开，宗族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普遍转入一段较长时间的销声匿迹之中。然而，这一切．对于有着悠久的厚重文化积淀的宗族，显然并不足以构成摧毁性的打击。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少数地方的宗族仍在…     

邓小平在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过程中的表率作用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也是邓小平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这一重大改革中,邓小平不仅是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领导者,而且是一个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身作则,为顺利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了表率.     

民众表达行动的转型及其政策含义——以G县企业军转干部为例(2000-2007年)

军转干部与农民群体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但两者的表达行动十分相近。在行动之前,往往选择沉默或"和平性行动";然后,选择"施压性行动";最后,走向"合法合理性行动"。军转干部何以起而表达并持续行动,可以从"结构"、"动员"与"文化"的综合模型得到解释。他们的行动并非反体制、反社会,因此并不足畏、也不必畏。他们的行动并没有产生诸如骚乱之类的严重后果,相反出现了理性化转型。其中原因,既有行动者个人尤其是其组织的自我约束,更有政府学习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政策调整的到位。确立弹性而动态的稳定观,将民众的日常表达行为及其组织正式立法,乃是谋求社会政治稳定的应有选择。     

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

在1999年直选前,村干部的选任虽然通过乡政"任命"或"指选"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完成,但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脚"在起作用:宗族通过实力原则、裙带传承、亲缘网络等方式影响村治权力的分配.由于宗族背景的不同,村干部所享有的权力分量及其工作方式与方法也受到影响.因此,宗族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权力资源,它正在以新的机制和方式影响着村治权力的分配与运行,并与国家权力发生着互动.     

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

本文以 1 995年以来国内学者公开发表的政治学研究方面的论文中非随机选取 2 93篇为样本 ,对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进行方法论的评估 ,特别是重点分析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现状与主要特征。认为要实现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应大胆借鉴、运用和创新研究方法 ,加强对经验研究方法的应用     

主题、类型和规范:国内政治学研究的状况分析--以近十年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中的论文为对象

目前，政治学研究的主体队伍在高等院校，研究的领域以政治理论为主，多侧重于规范性研究。经验研究由于本身水准的制约，使之尚难以上升至本科学专业刊物的主流位置。值得重视的问题还在于：不管是经验研究，还是规范研究。其规范性程度均有待大力提高。相当部分论文既缺少必要的“文献评论”，也不作任何“文献引证”；既缺失“问题意识”，更不能提出自身的理论假设。不过，近年间《政治学》论文规范性程度的大步提升，或许既显示了主流专业学术刊物对学术规范的重视，也预示了本学科研究中业已出现的值得鼓舞和追求的努力。     

政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回顾与展望

40年来,近于从零基础起步的国内政治价值观之实证研究,业已取得重大进步,但在政治价值观核心概念的界定、测量及其理论化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至今,对于我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变迁与现状、类型分布与结构性特征等基本问题,依然缺乏系统而必要的清晰认知,以致影响到解释性理论的有效建构与创新。为此,应当特别注重本领域的基础建设,建构兼顾规范性与操作性的核心概念,建构政治价值观分析的理论框架、科学量表与指标体系,同时优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进而有力推进政治价值观与政治文化的科学研究,在准确"描述中国"与"理解中国"的基础上,科学地"解释中国",切实推进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