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经济和司法的冲突与和谐

在资讯爆炸的现代社会进化中,媒体传播活动给各种社会能量得以方便快捷的施加舆论影响力,新形式的传播活动打破了人类社会原本的价值稳定链锁,媒体对司法的干涉甚至凌驾不是某一个文化、民族的特有现象,它反映了现代人类社会的新特征。媒介制度的变迁已经并且必将会继续对形成中国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做出更大贡献,因而也会对中国政治的民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媒体经济概念的提出是运用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地揭示司法活动近年来与媒体的全球性冲突的基础性原因和发展规律,对中国现实法治社会建设以及党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媒体经济学与法学的结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处理中国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冲突和司法问题。     

肯尼思·沃尔兹教授访谈录

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邀请,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Waltz)于1996年10月来我院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讲学,受到热烈欢迎。 沃尔兹教授于1950年和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博士学位,1995年获哥本哈根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高等院校任教和从事研究,1971年起任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兼任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委员、美国政治学学会理事等职,并于1987—1988年度出任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沃尔兹教授是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其主要著作有《人,国家与战争》(1959)、《外交政策与民主政治》(1967)、《国际政治理论》(1979)和《核武器的扩散》(1995)等.其中《人,国家与战争》、《国际政治理论》等书迄今仍是美国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最重要的教学参考书。 在沃尔兹教授讲学期间,我院研究生谢鹏曾就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些具体问题对他进行了学术性专访,下面是两次访谈的记录。为便于读者深入了解肯尼思·沃尔兹的理论观点,本期还发表了他的《现实主义思想与新现实主义理论》一文,供研究参考。     

张川谈判及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破产

(一) 1935年的华北事变使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陷入困境。一方面,华北局面仍然不稳,“倭寇之重重威胁,不可再耐”,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出现,并未使日本放弃“华北政权特殊化”的企图。广田三原则交涉的失败,表明日本政府与军部仍亟谋立即实行“华北自治”。南京政府不得不表示:“我们临到这个国难严重关头,应当不惜牺牲来御侮     

韩国法院调停制度评析

韩国的法院调停制度是附设在法院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该制度具有明显的准司法性质和强制性因素,实现了调停与诉讼程序的合理衔接和转换。韩国的法院调停制度具有高度的司法权威性,其制度设计和诉调对接的合理因素值得我国进行参考和借鉴。     

论沙特王国的政治民主化

发展中国家卷入现代化进程,是当代世界发展的最大课题。自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石油的开采、利用,海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单纯石油出口发展到石油冶炼、石化等整个石油工业乃至多元化经济,逐步走上了独具本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道路。     

论经济决策中的非科学表现及纠治

决策,作为人们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认识的产物,必然存在着主观与客观不符或失误的地方。建国四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里,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政策决策上,出现过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失误。这些失误有认识论所允许的正常失误。但很多失误的原因均在于我们的决策缺乏科学性。其主要表现有: 一是经济决策的排它性。主要是指在搞经济时期,经济决策往往受“经济第一主义”     

试析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的根本原因

1944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的一再坚持下,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召回了美国驻华军事代表、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华伦·史迪威。这在中国外交史及中美关系史上是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大事。至今,对这一事件的剖析仍是不少中美史学家们探讨的课题。本文仅就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的根本原因略陈己见,以供切磋。     

努力抓好思想骨干队伍建设

思想骨干是联系干部战士的桥梁和纽带，是开展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一些思想骨干不会、不愿做思想工作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其中既有思想骨干自身的原因，也有连队抓得不紧、培训质量不高的问题。因此，要加强思想骨干队伍的教育培养，确保其作用发挥。     

Web2.0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以微博平台为例

微博的兴起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应主动参与,顺势而为,从改进传播技巧、发挥意见领袖作用、建立微博舆情预警机制等方面拓展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