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法学研究定位的断思

法学研究的定位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中国法学研究的定位基本上是在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确立的 ,甚至我们对法治的定位也建立在对防止文革重演、繁荣发展经济的基调上。这样的定位所造成的结果是 :对法治价值的追求往往被人们忽略 ,法治的实现方式也因其微小而不被人们重视。但实际 ,真正能够促成法治逐步实现的往往是那些被忽略的具体法律方法。在法学研究的定位上 ,我们不能轻视“从小处着眼”的立场 ,但应注意的是 :从小处着眼并不是就事论事 ,并不是简单的案例分析 ,而是要着眼于研究微观领域中的具体法治方法     

法律方法论的意义

法律方法论对维护法治、防止专断、正确地应用法律有着积极的意义。法律方法论不是指那种纯粹逻辑技巧的综合,而是指从大的方面综合了法律价值、社会关系和法律文本的理解艺术。这种艺术虽然并不能完全保证判决结论的正确性,但可以提高判决的正确率。因而,我们既不能轻视法律方法的研究,也不能在实践中把其置于绝对的位置。法治建设需要法律方法论。     

法律思维的逻辑基础

法律思维是一种职业思维方式,它不能违背一般逻辑思维规律.法律思维是一种运用形式逻辑规则的反省性思维.人们可以运用形式逻辑规则反思关于法律问题的种种判断.这实际上是从逻辑学的角度论证了法律思维的可能性.本文主要是通过比较霍姆斯法官"反逻辑"的思维模式,评价了狄亚瑟法官的法律思维,强调了法律思维的基本工具是形式逻辑的规则.     

“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笔谈：法治、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

关于法律方法的探讨我们已持续了一个阶段。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建构一个法律方法论体系。这种研究带有明显的理论属性。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法律方法论是一种关于法学的“形而下”研究,但理论本身的抽象、概括性又使我们走向了(与法哲学比较)另一个层面的理论探索。按我们原初的设想,关于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探索,上可着天(与法哲学、伦理学相联),下可着地(与司法实践相关),但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感觉到关于法律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实际上仍然是沿着传统的法理学或法哲学的思路走的,只是研究的问题似乎聚焦到了司法过程。研究成果的叙说方式没有根本的改变———走的依然是抽象性的普适化路径。我们不是说这种研究没有意义,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关于理论体系的探讨是某一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但如果我们的研究仅注意理论的完善就可能脱离法学的实用性品格。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法学的技术含量、经验品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张扬。我们知道,法治的哲学本质实际上是在经验范围内解决问题,用法律方式寻求社会秩序。然而人类的经验在理论研究中又表现为理性,表现为制度化、条文化和程序性的法律。这些抽象的法律与制度使我们能迅速地掌握被称为法律(形式化)的东西。但如果我们仅仅注意法律的形式性,就可能失去对法律“内容”的掌握。法律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整体,它也具有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只注意抽象的理论体系可能会掩盖丰富的内容。为进一步使法学走向“形而下”,我想我们的研究姿态除了坚持司法中心主义立场外,在研究的内容上,我们还必须把体现个案经验与个性的法律智慧纳入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与《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编辑部在原来探讨“法治与法律方法”的基础上,又共同组织了“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笔谈会,欢迎法律学人积极参与。     

认真地对待规则——关于我国法理学研究方向的探索

法律规则是极为重要的法律现象 ,几乎所有的法学家都注重对其进行分析、注释 ,西方法学的三大流派基本上都是在不同角度围绕规则展开论述的。因而可以认为 ,法律规则是法学的核心范畴。     

法治的方法论时代

【主持人语】关于社会发展的时代划分,既可以是历史的总结也可以是对未来发展的预测。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前80年可以说是革命的时代,近30多年可以说是改革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革命和改革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和主旋律。但是,下一个时代支配人们思维和行为的理念应该是什么,这是社会科学必须研究的课题。我们预计,中国的下一个时代应该是"法治时代",我们这一代法律学人应该为进入法治时代做好理论和思想的准备。这个准备既包括对当下理论和主流意识的反思,也     

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下）——法律解释规则运用所遇到的难题

由于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不完善,在制度设计上法官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力,这就使得限制法官任意的法律解释规则难以发挥正常的功能.学者们发现几乎每一个解释规则都有指向相反的规则,如果不符条件单独地运用某一解释规则,会出现一些对法治来说的负面影响,甚至出现了个别的、不受解释规则约束的判决比按规则做出的判决更公正的现象.因而加强对法律解释规则的冲突研究,不仅是法律解释学研究必须克服的理论难题,也是司法实践所需要的.     

法治为什么反对解释?

解释法律是为了维护而不是毁掉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制的实现.在法治发展过程中,为保证法律意义的安全,曾设置过反对解释的原则.这一原则的精髓在于:文字意义完全清楚就无需解释,只需贯彻执行.但我们现在的法学研究者只注意到了规则与事实的矛盾,忘记了经千百年锤炼的法律能解决大多数案件的事实,一味强调政策、实事、价值、情势等等对法律的修正作用,很少提及对明确的法律规则要坚持反对解释的原则.我们必须看到,法律文字已把人类精神体现其中.解释的过度运用可能导致原意的丢失.为保证法律意义的安全性,考虑到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特殊性,我们认为遵守法律是公民的义务,法律的实施只有严格才能建构起法律秩序,我国法制建设需要反对解释的理念.     

法治精神与公安法治

法治精神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如果从管理、自由、民主和信仰等角度看,法治精神的内容有时可能发生矛盾。公安法治从总体上看,属于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从分类的角度看,属于管理意义上的法治,公安法治在运行过程中因其立足于管理者视角,因而也可能与其他的法治精神发生某种冲突。这主要应从公权与私权、主动与被动两个方面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