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

每当法科学生新到司法实务部门工作，常常感到虽然经过四年（或更长的时间）的专业学习和培训，也很难很快适应新的岗位工作，同时很快会发现书本上说的与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反差和出入太大。与此类似的情况不少,一名经过专业培训多年的医科学生,刚刚进入临床工作也往往会有同感,     

铁警与小偷勾结案的深度思考

对该案如何案发,有多种版本,但没有一种版本是通过常规的途径达到有关职能部门的。一种可靠的消息是:一名军人在过安检门时发现自己的钱包被偷,马上向附近值勤的警察报案。而该警察离开后打了一个电话,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钱包被“送回”。当然钱不在了,只剩相关身份证明。警察的解释是有人捡到了被小偷丢弃的钱包,并且慷慨地资助军人顺利离开。军人回到北京后在一次闲谈中将自己这一经历告诉了自己一名在公安部供职的朋友。他的朋友基于职业的敏感性,感觉其中必有内情,随即要求铁道部公安局进行调查,这一黑幕就此被揭开。     

非法买卖麻黄素 首次被诉“制造毒品罪”

“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最高刑只有十年，而“制造毒品罪”的最高刑是死刑。如何准确把握两个罪名之间的区别。成都检察机关慎重办理案件。     

法官直判案件问题研究

赋予法官对发生在法庭上的藐视法庭案件直接判决的权力,是维护法庭尊严和权威的需要.法庭上法官直判案件实际上是审判权对公诉权的分割,过多适用必然会侵害公诉权,违背现代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为保证法官直判应用适当,防止或最大限度降低不良效应,对直判案件的范围必须设置适当的界限.同时,在法官直判案件中,应遵循一系列原则,使其受到法律的合理规制.在我国,由于历史上没有法官至上的传统,法庭尊严和权威未得到维护,导致司法实践中扰乱法庭秩序、证人拒绝出庭、判决拒绝执行等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影响庭审的顺利进行和对判决的认同感与尊重.因此,我国应确立藐视法庭罪,同时赋予法官时发生在法庭上的部分藐视法庭案件直接判决的权力,以树立法庭应有的尊严和权威.     

暂缓起诉制度探析

暂缓起诉具有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贯彻刑法个别化原则,有利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等作用.但是缺乏救济和制约的暂缓起诉可能导致不起诉权的滥用和司法腐败,因而应控制其适用案件范围、严格审批程序、建立配套的制约救济程序.我国应借鉴暂缓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案件是否起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案件法官直判问题研究

赋予法官对发生在法庭上的藐视法庭案件直接判决的权力,是维护法庭尊严和权威的需要.法庭上法官直判案件实际上是审判权对公诉权的分割的例外,过多适用必然会侵害公诉权,违背现代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为保证法官直判应用适当,防止或最大限度降低不良效应,对直判案件的范围必须设置适当的界限.同时,在法官直判案件中,应遵循一系列原则,使其受到法律的合理规制.在我国,由于历史上没有法官至上的传统,法庭尊严和权威未得到维护,导致司法实践中扰乱法庭秩序、证人拒绝出庭、判决拒绝执行等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影响庭审的顺利进行和对判决的认同感和尊重.我国应确立藐视法庭罪,同时赋予法官对发生在法庭上的部分藐视法庭案件直接判决的权力,以树立法庭应有的尊严和权威.     

鉴定启动的“令状主义”与“随意主义”

鉴定的启动是鉴定制度的核心内容.本文对世界各国鉴定启动模式的利弊和变化趋势以及鉴定启动的目的进行分析后发现,鉴定启动的法官控制模式更合符启动鉴定的目的,同时为克服法官控制模式启动鉴定的弊端,应当赋予当事人平等的请求鉴定权,并建立与之配套的技术顾问制度.     

中立与合意——两大法系鉴定证据制度的融合

鉴定证据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产物 ,是证明方法理性和文明的标志。两大法系的鉴定证据制度围绕公正和效率的主题互相借鉴和学习过程中 ,表现出鉴定启动从“随意”到“令状”、主体选择的“合意”先于“指定”、主体地位从“依附”到“独立”、双方认同的“合意”优于“程序”的趋势。我国目前鉴定证据制度中存在鉴定启动的随意性、鉴定主体地位缺乏应有的中立、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权利未受到平等对待等一系列问题 ,为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 ,“中立与合意”是我国鉴定证据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挪用公款罪罪状考评--一起抵押国有土地使用证案引发的思考

挪用公款罪罪状表述中关于“公款使用主体”、“挪用对象”等规定导致平等性的背离,“挪而未用”、“归个人使用”等表述中的不确定性导致在职务犯罪中占有相当高比例的挪用公款案在司法操作的困难并严重影响其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作用。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下的唯一方案就是通过刑法修正案修改现行刑法关于挪用公款罪的罪状,修改罪状时其表述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行为应平等的适用于条件均等的所有人、条件均等的所有人所实施的相同类型的危害社会行为应同样受到刑事法的调控,以切实保障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并避免公共财物的法益受损。     

公诉案件实行“繁简分流”的实践与探索

公诉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与公诉人员的不足已经成为许多基层检察院共同面临的难题,成为制约公诉工作质量提高的瓶颈,因而导致简单案件不能迅速结案,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不能办精办细,出庭公诉成为应对高强度的工作压力,难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