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事间接执行制度研究——兼论民事间接执行补充性理论

德国民事诉讼制度对民事间接执行的适用范围与实施程序做了严格的规定,强调对债务人宪法上自由权、平等权和正当程序的保障,并形成了"一请求权一执行方法"和"间接执行补充性"的理论原则.但随着人权保障内容的更新,执行理念的转变,间接执行的适用范围得到了扩张.法院应根据适切原则、损害最小原则及均衡原则裁量选择执行方法,针对个别具体执行事件的特性需要,选用一种或并用二种执行方法为最适切执行.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公安高等院校又好又快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在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总揽全局、审时度势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更是指导公安高等院校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公安高等院校必须做科学发展观的推动者、践行者，积极推进公安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行政管理水平。     

韩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路径变迁及启示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反腐利器,素有"阳光法案"、"终端反腐"之美誉.在亚洲,韩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全面、系统,堪称典型.韩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大致经历了萌芽初创、基本确立、修订完善和例行公事四个阶段,期间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触、官僚政治中的权力之争、社会公众的低度政治参与以及对个人隐私权顾虑重重等因素掣肘,发展历程一波三折.韩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对我国的启示:分步实施,逐渐扩大申报范围;多管齐下,不断完善配套制度;加强教育,营造廉洁自律的公共伦理环境;等.     

空白票据补充权若干问题探析

空白票据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票据现象.为了使空白票据发生其应有效力,必须赋予持票人空白补充权.持票人对票据进行补记时就可发生使未完成的票据成为完全票据的效力.空白补充权是一种形成权,其权利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行使,其他人不能干预.在持票人行使空白补充权之后,空白票据成为完全票据,并且被视为自始存在票据权利,但任何权利人不得滥用这一权利.     

重新审视董事的法律地位

董事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公司法>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不仅有利于我们时董事与公司、股东、职工以及债权人关系的更好理解与把握,更是提高商事交易效率,保障商事交易安全的重要前提.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结合我国现有法律框架基础和现实经济制度基础,对"董事与公司的关系"重新进行界定,同时要对董事的法律地位的最重要体现--董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重新进行配置.     

用基质分散固相萃取法用于人血中有机磷农药检测

目的建立基质分散固相萃取方法用于检测人体血液中有机磷农药。方法利用C18、PSA和石墨化碳为吸附剂,采用基质分散固相萃取与GC/MS法相结合检测人体血液中甲胺磷、敌敌畏、甲拌磷、乐果、叔丁硫磷、甲基对硫磷、马拉硫磷等8种有机磷农药。结果 8种有机磷农药分离效果良好,回收率在71.46%～96.09%之间,检出限在0.26～4.52ng之间。结论基质分散固相萃取方法提取血中有机磷农药操作简单、快速准确。     

关于消费文化的一些思考

如何消费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人们的日常消费对环境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消费主义文化导致的是铺张、奢侈和浪费性的消费,它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而且还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构建科学、先进的生态消费文化,倡导健康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未来民法典的结构

民法典的编纂引起了学者和立法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在其结构设计上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笔墨.在尊重现有学说的基础上,重整既有法律,进行不同程度的吸收和改造,是我国未来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可以采用的方法.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在“总——分”结构的总体框架下,坚持“先人后物”的立场,以权利为主线,结合既有立法和学说观点进行结构设计和内容编排,形成六编制的框架体系.     

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现实困境与发展理路

地方利益冲突已是我国社会矛盾的一大焦点。建设好地方服务型政府,有效化解地方利益矛盾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理性选择,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要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面临诸多困境：＂服务为民＂理念缺失;公共服务市场化滞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偏低;政府部门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协调;政府绩效管理评估机制不健全等。重塑＂公民本位＂、＂服务为民＂服务理念;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提升地方政府服务供给水平;健全公民有序参与机制,防止公共权力异化;健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实现＂政府本位＂回归＂社会本位＂;提高公务员综合素质,建立地方服务型机关等是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发展理路。     

两岸投资保障协议中争端解决条款的困境及其出路

争议解决条款是困扰两岸投资保障协议谈判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争议解决机制的选择上的困境,不但体现在现行的国家之间的投资条约中的投资争议解决模式无法为两岸投资保障协议提供范式,而且体现在现行国内立法上的局限上。可行的途径是在区分不同主体之间的投资争端的基础上,寻求不同的解决方式。本文强烈建议充分发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设立的经济合作委员会的作用来解决相关投资争端,同时避免以政治化的方式利用现行的仲裁争端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