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大国外交战略

普京上台后，秉承灵活、务实的外交原则，对俄罗斯的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普京的大国外交战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增强国家实力，以此为基点和归宿积极推进大国外交战略；改善地缘环境，做地区强国；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做世界大国。     

湖北省禽白血病自然病例的病理学诊断及p53和Bcl-2基因表达情况的观察

应用组织病理学和SABC免疫组织化学技术,对湖北省武汉市的2批14日龄和33日龄疑似禽白血病肉鸡进行了病理学诊断,并观察了病鸡肝肿瘤组织中p53基因和Bcl-2基因的表达情况。剖检可见病鸡肝、肾、脾均不同程度肿胀,组织病理学检查在肝、肾、心等脏器可见散在或聚集成团的骨髓瘤细胞,胞浆内充满球形的嗜酸性颗粒;在病鸡肝肿瘤组织中p53和Bcl-2基因均呈阳性表达,诊断为J亚群禽白血病(ALV-J),提示p53基因和Bcl-2基因与肉鸡J亚群禽白血病有关。     

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在法治社会,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最终要上升为法律问题。从立法的层面来看,我们认为,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明确农民工特殊性的同时,将其纳入劳动者的范畴并加以法律保护。农民工现象的特点决定了对其法律保护的双层次性:宏观上,宪法恢复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为农民工获得主流劳动者地位铺平道路、扫除障碍;劳动基本法明确将农民工作为保护主体,赋予农民工作为一般城镇劳动者应享有的各种基本劳动权利。微观上,制定劳动保障法规和规章,确保农民工作为劳动者所缺失的具体权利的逐步回归。最终达到对农民工和其他劳动者一体保护,逐步构建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社会要求的劳动法律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进而提升所有劳动者的政治经济权利与文化权利的法律保护水平。     

蒙古国“多支点”外交政策及其对我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

前苏联解体后,蒙古国基于自身实际构建的“多支点”全方位外交政策,已经对我北部战略安全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分析蒙古国外交政策的动因、走向及其趋向,制订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应对措施,已经成为当前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课题。     

客家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化的矛盾及现代观念的建构

客家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化建设间存有许多矛盾。建构客家现代思想观念新体系,既要正确看待客家文化,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着力加强法制建设,又要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更要崇尚和倡导现代价值观念。     

商业秘密刑事保护优先论的思考

公安机关不当插手民事案件、对雇员跳槽引发的商业秘密纠纷过多依赖刑事保护,是"商业秘密刑事保护优先论"在实践中的突出表现,而这不符合商业秘密是私权及商业秘密权利公开性不够的性质与特点、刑法的谦抑原则等法理。在商业秘密的相关立法不能很快改变的情况下,应当建立商业秘密司法保护但不能刑事保护优先的理念,实践中要特别注意不同侵权主体的不同侵权类型之间的区别,并根据这些差别把握刑民保护及罪与非罪的问题。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金融监管法正义性分析

正义历来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但其从来都不是空洞和抽象的,需要用具体的方法和标准对其进行诠释和分析。在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今天,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对金融监管法的正义性价值目标进行分析和诠释,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体系,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与稳定意义深远。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进行分析,以促进我国金融监管法正义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从伯尔尼公约看中国著作权法之修订

<正> 建立著作权法律制度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总政策的一环。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在起草《著作权法》的同时,就着手研究解决涉外著作权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故立法者一直十分重视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其结果是使得《著作权法》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或《公约》)的原则和主要条款保持了一致。这一点也得到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认可。 尽管如此,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在一些具体的规定上与《伯尔尼公约》仍然存在出入。研究这些差距是我们在考虑修订、完善《著作权法》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本文仅对少数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学习江泽民《论三个代表》

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是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大力发展生产力 ,努力提高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 ,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标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经验。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保证。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是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的重要原则。     

国际金融监管不完善性之探析

本文立于事实的基础上 ,论述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中所存在的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 :金融监管理论基础的欠成熟性、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先天发育不足、国际金融监管所体现意志与利益的单一性、国际金融监管的事后性等几个方面。同时 ,在此基础上 ,针对现行的监管缺陷 ,作者从信息分享、国际金融监管主体的重塑与矫正、国际金融监管的理念及国际金融监管法立法主体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