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议权的面相

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回应民众对于刑事审判的量刑标准和量刑活动的明晰要求而产生的,它具有揭开刑事审判量刑活动神秘面纱的面相,是检察权扩张的表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促使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关于量刑规范的颁布,致使量刑结果可以明确预期,量刑活动得以公开,发轫于追求量刑结果实体公正的量刑建议权却意外地回归到其追求刑事司法效率的本原。     

社会文化嬗变对中国婚姻家庭的影响探析

社会文化的嬗变直接影响了每一个时代的婚姻家庭文化,带来婚姻观、婚姻建立、家庭关系的改变,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向前推演,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当代婚姻家庭的建立和发展课题不断更新,其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和广阔。     

数字时代校园文化体系中的图书馆文化建设

高校图书馆是大学文化建设的中心和支撑力量,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数字化和信息化是现代图书馆的重要发展方向,图书馆是人类智慧文明的积淀,不仅是大学校园文化的投射,而且是一所学校的核心文化载体,往往和学校的价值观念和发展目标相一致。在数字化背景下发展图书馆的文化建设,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对一起美容非法行医案件的思考

生活美容机构开展医学美容业务存在着监管难题,如在执法调查及行政处罚过程中,违法主体认定、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关键环节都存在着诸多问题。作者通过对一起未经批准在生活美容店开展医学美容的行政处罚案例的讨论,探讨非法行医案件调查取证的难点,剖析案件查处过程中违法主体、违法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对此类执法工作的相关建议。     

评析2011年度美日“2＋2”会议

2011年6月21日，美日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简称“2＋2”会议）。会议制定了新的美日共同战略目标，突出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讨论了加强美日同盟的新措施并达成协议。美日双方对本次会议都十分重视。2011年正值美日同盟成立50周年。更重要的是，因为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东亚共同体”等政策，被认为是“疏远美国”的政策，令美国颇为不满。日美关系缓和后，双方都希望能有一次高级别会议结束过去一段不愉快的插曲，使日美关系能回到以往亲密无间的友好状态，巩固和加强美日同盟。     

浅议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既判力是一国司法判决权威的表现,而既判力主观范围（即既判力人的范围）,确定的判决不是无限制地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既判力原则上只对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有效,在特定情况下,其也会向案外第三人扩张,包括当事人的继受人、占有诉讼标的物的第三人、诉讼担当时之利益归属主体。这种适度的扩张是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与社会现实情况相适应的必然结果。     

《精神卫生法》实施后热点问题的调查研究

了解《精神卫生法》实施后的变化,以及医护人员、社区居民、精神障碍患者和家属等相关人员对精神卫生热点问题的看法,为制定媒体应对策略提供依据。方法:在江西省和广东省对115人进行了12组小组访谈,包括医务人员6组、社区居民4组、患者及其家属2组。结果:有近一半的访谈对象没有听说过《精神卫生法》。《精神卫生法》实施后,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更加规范,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更加重视精神障碍的康复和管理。有42人认为社会上依然存在歧视精神障碍患者的现象,歧视的原因为"担心受到伤害"。关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强制就医"问题,有4人表示不应该强制就医;5人认为必须强制就医;30人认为要区别对待。大部分访谈对象对心理咨询机构持肯定态度。大多数访谈对象认为医生应该为精神疾病患者保密,31人认为应视病情而定。结论:《精神卫生法》的颁布实施对推进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加大《精神卫生法》的宣传力度,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强化媒体的正面宣传和报道,正确引导公众认知;完善配套政策,促进《精神卫生法》的落实。     

律师会见权检视——以看守所为视角简

看守所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稀缺性,故可以通过观察刑事辩护在看守所中的运行检视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状态.看守所、侦查机关均存在基于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的价值取向而限制或者变相剥夺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的现象.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被限制或者变相剥夺或许存在刑事诉讼法确定的辩护制度虚置、法律共同体面临撕毁、法治信仰难于形成的社会管理风险.     

关于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思考

近年来县乡财政形势严峻,收支矛盾尖锐、债务负担沉重、虚收与财政风险等问题十分突出。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根本在于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内在动力是不断深化改革: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强化收入监管力度,完善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加快地方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县乡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     

行政诉讼管辖制度考量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管辖中存在一定问题,而管辖问题又已成为能否确保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合理审查、能否顺利实现行政诉讼目的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在分析问题成因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我国行政诉讼管辖改革的路径,以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