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侵权责任法应当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对2002年12月23日《侵权责任法草案》的研究报告

2002年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民法典草案的侵权责任法编,其既有成功之处,也存在较多的问题.在正式启动侵权责任法制定的程序时,应当对这个草案进行修改完善.本文就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等十个主要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     

路径依赖与观念成长——对当下中国法学知识生产方式的一种浅见

如果笔者没有误读误判,对中国法学从1978年到2004年这26年的发展的讨论,用"现代化范式"这一范畴予以概括、规定,是邓正来先生《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逻辑前提,中国法学无力引领中国法律\法制的发展,是该文的结论之一,而发掘、开发、开放"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下"这一重大问题,并"命令"真正的思想者们对遮蔽在缺乏"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研究之表象的背后的"结构性基础"进行深刻反思,揭示当下中国法学乃至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条件或权力关系乃是文章的真正用意.     

试析我国的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法律体系

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组成的多层次、多角度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的法律体系,但尚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对我国水生生物资源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行初步剖析,并就我国水生生物资源法律体系的构建提出完善建议.     

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现代化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

现代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其历史渊源是欧洲传统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独特性,它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秩序实现模式,有自身的演进逻辑。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本是两个不相干的系统。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一场秩序模式革命,包括传统政治整合模式的解构和现代秩序模式的创建。与欧洲特别是英国“顺势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逆势现代化”,其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主要在于,在现代化的启动初期,就必须在共同体的宏观层面展开对传统秩序模式的解构。     

灾后重建中亟需加强法制宣传

法律是有力、有序、有效地开展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积极、稳妥恢复灾区群众正常的生活、生产、学习、工作条件,促进灾区经济社会恢复和发展的有力保障。因此,在灾后重建中,加强法制宣传则显得尤其重要。     

转型期小股东参与机制实证研究——以洋务官督商办企业为例

文章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在对洋务官督商办企业小股东来源、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在公司的参与机制这一前人研究相对不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官督商办企业中的股东具有明显“人合”性质,股东大会处于虚置状态。文章还对官督商办企业小股东无权地位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否定,认为小股东与经营决策者之间存在一对多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而实现相对有效的参与。这种相对有效的参与机制是早期官督商办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理论建构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鲍德里亚早期思想建构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分析消费社会的理论平台。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同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区分具有理论的同质性,在消费社会中,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前提。这决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有发展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揭示消费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也正是在这一思考中,鲍德里亚离开了马克思,经过《生产之镜》转向后马克思思潮。     

论侦查观念及其理论基础

宏观上的侦查观念主要包括侦查程序意识、侦查诉讼意识和侦查均衡意识。侦查程序意识的理论基础是侦查程序具有独立价值,即其本身应具有公正性、人道性等价值要求,侦查程序具有使侦查结果正当化的作用;侦查诉讼意识的理论基础是明确侦查是一项诉讼性认识活动,区别技术角度和诉讼角度,区分侦查与侦查程序、侦查程序与侦查策略、侦查的技术规则和侦查的程序规则等相关概念;侦查均衡意识的理论基础是侦查活动具有多元价值目标,应对发生冲突的价值目标进行均衡和抉择,当必须作出选择时,应以有利于实现维护法治利益和社会秩序这一根本目的为取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