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警务5G+初探

主要研究5G在智慧警务方面的创新应用,分别从5G技术分析、5G技术警务创新应用、5G警务应用的实战效果以及5G智慧警务创新应用成果等方面进行论述,通过融合创新,深圳市公安局借助5G技术高带宽、低时延、切片网络的能力,将5G"智慧警务"运用于实战警情中,实现数据联动赋能预防、信息共享赋能预知、智慧应用赋能预警,打造防控无感化、警情全域化、勤务可视化、处置一体化、治理现代化的5G智慧警务创新模式。     

新时代公安信访工作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分析——基于辽宁省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调研

新时代，公安机关信访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也对公安机关信访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公安机关可围绕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人”，从领导干部、人民群众、重点上访人群、基层民警这四类公安信访工作的重点人员要素出发，寻求新时代公安信访工作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具体要强化党建引领，抓好领导干部，开展信访突出问题攻坚化解；坚持人民性，做好群众工作，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抓手推动案件化解；坚定法治化方向，依法打击违法信访人，维护良好信访秩序；面向信访工作需求，提升公安民警专业能力，服务社会治理实践，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进而积极助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公共服务助推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公共服务的推动力量。1949年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逐渐从国家包办演进为共建共治共享，在逐步战胜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所蕴含的一以贯之的深层逻辑是“把人民组织起来”,坚定地依靠人民的主体性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公共服务体系。“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体系正确处理了公平与效率、理想与现实、统一与多样的关系，充分彰显了实践理性原则，在促进财富生产、分配公平两个方面具有助推共同富裕的复合效应。强化标准体系、项目体系、保障体系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包容、有效的治理来推动非基本公共服务提质扩容，通过强化需求导向、集约机制以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构成了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助推共同富裕的发展趋向。     

论北极航道航行权的争议与未来

随着北极航道逐步开放，沿岸国对北极航道的管辖权主张及其适用的航行制度成为国际海洋秩序领域的争论焦点，北极航道沿岸国和利益攸关国都从不同角度解读国际法规范，对北极航道航行权问题提出各自主张。我们着眼于北极航道航行制度领域的两大问题，即北极航道的法律地位以及“冰封区域条款”在北极航道的适用问题，驳斥加拿大、俄罗斯对北极航道提出的内水化主张，辨析其作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在构成要件方面的不足，同时，明确冰封区域条款在北极航道的适用限度。并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内涵，提出构建基于过境通行制度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北极航道航行制度。     

审级模式视角下的二审攻击防御方法失权

民事诉讼中攻击防御方法的失权关系到实体真实与程序效率之间的冲突与平衡，其贯穿了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我国立法通过举证时限制度对一审和二审进行了笼统的规制，不仅遗漏了主张层面的攻击防御方法，更忽视了不同审级中失权效果的区别。从审级视角出发，在不同的上诉审理模式下，二审攻击防御方法失权的严格程度互有差异。二审攻击防御方法的失权不仅是诉讼促进义务的要求，更与一审程序的充实程度息息相关。我国立法应当以一审与二审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从制度体系以及配套规则方面优化对二审攻击防御方法失权的规制。     

中国特色的整体型行政模式:实践生成与理论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要求我们从更基础的理论范式来探讨中国公共行政。与西方国家建立在个体本位基础上的公共行政模式不同，我国公共行政呈现出多元包容的整体形态，即着眼整体目标，肩负发展和管理双重职能，并通过整体组织和系统运行实现行政目标。整体型行政模式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改革开放后又吸纳了个体主义元素，并在不断改革开放中完成现代化构造。这一模式遵循整体主义哲学观，以系统论为基础，兼容原子论和还原论，既注重公共行政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又重视公共行政的个人元素，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整体型行政模式在作用范围、核心任务、根本遵循、内容结构、行政手段与机制及政府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论政府发展职能与行政法回应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政府发展职能。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除传统管理职能外，政府还肩负着重要的发展职能。与管理职能的谦抑性质不同，发展职能需要政府积极作为。管理职能最早局限于秩序行政，后发展到福利行政和风险行政，追求存量优化和社会公平，政府呈现的是“管理者”身份；而发展职能则以增量发展为目标，政府通过政策引领、资源配置、直接参与和风险管控来实现发展任务，其身份更多体现为“经济人”。发展职能已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发展职能及手段缺乏法律支持，也存在着许多违法和权力滥用的现象，需要行政法的全面调控。从发展职能履行手段的视角分析，涉及许多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建构，立法任务艰巨。但面对政府发展职能及其履行需要，行政法必须作出积极回应。行政法要确立以整体利益和个人权利并重的双重价值目标，为政府发展职能的有效履行提供法律支撑，同时对其权力运行加以规范控制。行政法学也需要走出以规范管理职能为研究重心的局限，建构双重职能下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