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迁中私人财产的保护

在目前的城市房屋拆迁实践中,广泛存在着无视公民基本财产权利、政府角色错位、商业利益盗用公共利益之名,补偿不公平、不合理等现象。针对这些问题,通过探求其原因,从明确政府在拆迁中的定位、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确立公平的拆迁补偿原则、信息公开等方面强化房屋拆迁中对私人财产的保护。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村民参与的困境及其突破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加强村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在精准识别中加强村民参与能提高贫困户识别的精准度;在精准帮扶中加强村民参与能提高村民在扶贫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精准管理中加强村民参与能提高其对扶贫工作的监督力度。然而,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村民参与却存在着许多困境,如村民参与在精准识别中存在不足、村民参与在精准帮扶中被弱化、村民参与在精准管理中被排斥等。为大力发挥村民参与在精准扶贫中的积极功能,应提高精准识别中村民参与的地位、强化精准帮扶中村民参与的功能、满足精准管理中村民参与的要求,以最终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功能检视及其改革路径

我国土地流转制度的功能发展变迁与其制度的逐渐完善是同步进行的。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功能异变主要体现在农民合法权益受损、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乡村治理难度加大等方面。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农村土地流转法律规范存在不足、土地流转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以及土地流转配套制度不完善。未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功能目标,应突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功能、重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业生态安全的功能以及发挥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推动乡村有效治理的功能。为此,应从完善以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为出发点的农村土地流转法律规范体系、建立以促进农业生态安全为切入点的农村土地流转监管机制、健全以推动乡村有效治理为落脚点的农村土地流转配套制度等方面探索符合我国未来发展需求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多元协同扶贫模式之构建:特征、现实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多元协同扶贫模式在主体、方式、格局和目标等方面有着不同于传统扶贫模式的显著特征。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模式是应对贫困治理严峻形势,提高扶贫成效的需要;也是减少社会排斥,实现扶贫过程中公平的价值目标的需要;还是克服碎片化贫困治理,促成贫困治理中主体合作与协商的需要;更是遏制扶贫腐败,形成扶贫治理主体之间的监督与制衡的需要以及打破信息壁垒,推进扶贫信息的共享与整合的需要。构建农村协同扶贫模式应从主体的协同、观念的协同、信息的协同、制度的协同和过程的协同等方面多管齐下,以提升扶贫治理效果,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农村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失衡的制度性障碍分析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失衡表现在:农民被排除在增值收益分配之外、土地开发商攫取一部分增值收益、地方政府垄断大部分增值收益。造成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失衡的制度性根源在于:现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和官员考核体制不合理、现行征地制度与农地产权制度不完善以及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欠缺。而要清除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失衡的制度性障碍,需要从制度的完善和强化政府的执行力两方面来平衡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被征地农民非理性维权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因土地征收所引发的农民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直接对抗、群体性事件等非理性维权行为愈演愈烈,其发展态势是:维权者所宣示的权利由单一性向多样化转化,维权主体由个体性向群体化扩展,维权诉求由个体权利向制度变革延伸。从被征地农民的权利缺失和土地征收中的公权力滥用角度探寻其动因,从法律制度的正当性重塑,依法甄别与回应多样化的权利诉求,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维权组织、地方政府土地征收权之法治化等方面提出法律规制的构想。     

论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旨在规范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权限分配,其价值体现为有助于保障人民民主原则的实现,有助于保障法治国家建设,有助于保障公民基本人权.我国行政法学界,应充分认识到法律保留原则在现行行政法治实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借鉴国外成熟理论的基础上,理清该项原则的含义及价值、适用范围及界定标准、适用密度等问题,反思法律保留原则在我国理论界和实践中的现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使我国的法律保留由宏大的制度安排转化为具体实质的法治,以建构起法律保留的有效保障机制.     

试论两大法系对侵权行为因果关系的认定

侵权行为上的因果关系认定一直被视为不解之法学难题,并长期困扰着司法实践。从两大法系对因果关系认定学说进行比较分析,可知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对于因果关系的截取并无统一的科学标准。因此,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