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技术、制度与价值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法治政府建设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治理遵循“技术—制度—价值”逻辑,形成三维主体间的互构关系,与数字时代的行政执法改革具有契合性。当前,行政执法改革实现部分目标,但技术层面存在数据壁垒与数字形式主义,制度层面出现综合与专业的张力、权力与能力的悖离,价值层面产生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保护等原定目标出现一定异化,对技术赋能制度、制度实现价值、价值形塑技术产生阻碍。需要以数字治理为引领破解行政执法改革困境,通过统一数据标准和集约建设一体化平台,基于需要的整体主义助力有限度的执法体制改革,推进公民参与和监督执法,实现技术、制度与价值的相互构建,完成数字时代行政执法转型升级。同时,应谨慎对待数字时代行政执法改革中的新挑战,促进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协同演化。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客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完善

2009年2月28日公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388条后增加了一条作为第388条之一,是对当前腐败问题从《刑法》角度的积极回应。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政府对于受贿罪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强,力求多方面借鉴经验以打击官员腐败。相对于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而言,这是一种利用影响力的新型犯罪。结合司法实践,其客观方面的规定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加以完善,以此最大限度地发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实践价值。     

人性观的差别对于公正政治制度的影响——休谟"无赖假设"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比较

政治制度公正一直是人们长期以来孜孜追寻的理想目标,休谟有一个著名的"无赖假设"以人性恶为基准,作为其进行政治制度设计的前提,而中国则以道德诉求为手段,典型的"内圣外王"的儒家政治思想.前者为了避恶,后者则要求政治道德之"善",各有所长.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取两者的中间状态,取长补短.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各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科技创新观察

<正>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连日来，新华社记者来到科研院所、企业车间、大科学装置现场等创新一线，感受各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自觉肩负起科技创新使命责任，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奋进力量。     

试析泰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

泰国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意识到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并于1993年后提出过多种改革方案，但真正加大改革力度却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一个重要因素是，金融危机的发生和政府财政储备的大幅下降促使泰官方加快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     

丰富残疾人职业培训内涵

长期以来,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大都把残疾人培训的主要任务规定为＂职业技能培训＂。技能,无疑是决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但决定劳动者素质的却不仅仅是职业技能。为提高残疾人就业能力而开展的职业培训，应该从劳动者的个体需求和社会需求两个方面出发，做更全面的考虑和更丰富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