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制度:向死而生

十多年来,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本文简称劳教制度)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近期,随着"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永州妈妈唐慧"等劳教案件被媒体披露,劳教制度再次引发激烈论辩.特别是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劳教制度的存与废、"小改"与"大改"之争,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要求积极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严格控制使用劳教手段,对缠访、闹访等三类对象不采取劳教措施,立即引起学术界与实务界密切关注.     

关于控辩平等原则演进的思考

人类文明前行的足音,必然呼吁人类个体自由度的提高和主体平等地位的确立。在各国刑事诉讼领域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关系的演进中,控辩平等原则的基本精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这是政治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尊重人权和强调人的尊严的必然要求。而今,国际公认的司法原则是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或威胁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以此检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可以发现,控辩平等原则在我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还只是雏形,其与国际公约和司法准则对控辩平等的要求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尚未达到控辩平等之最低标准要求。     

英国保释制度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之借鉴——兼议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

保释在英国是被追诉人的一项人身权利,保释的形式、程序、期限以及异议救济等均凸现出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与之相适应的是独立的羁押措施、严格的司法审查和中立的保释法庭,保释是常态,羁押为例外.取保候审在中国是一项强制措施,其适用范围、保证方式、决定程序以及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履行等均受诟病,羁押的实质是拘留、逮捕措施的必然状态.羁押是常态,取保候审是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已经被确立为本届人大之立法规划,借鉴英国保释制度之长以改造我国取保候审之短,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民愤与司法公正

从民愤的内涵来看,它作为人民大众对罪恶的愤恨,因其是社会上多数人所持有的道德评判而具有相当的“正当性”。但是,如果这种“正当性”被无限度地放大,它将因此丧失其“正当性”,而沦为一种暴政。因此,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公众在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当重判或轻判上所依据的是主观的道德判断,与司法程序所依据的经过法定程序认定的证据是存在冲突的。司法活动中,应审慎解读个案中的“民愤”。     

耦合权利义务说:婚内强奸立论的理论原点

笔者提出的“耦合权利义务说”认为,夫妻性权利义务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中合同关系的一种,虽然一方之权利即另一方之义务,丈夫行使性权利具有该当性,妻子履行性义务也具有该当性,但是,当义务主体拒绝履行义务时,权利主体并不当然取得采用违法甚至犯罪手段强制其履行义务之资格。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正在推动着社会法思想由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的转型。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已经开始从一元的政治国家向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分野的转型,个体权利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权利规范从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之后,人权保障功能和提供社会公正功能将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所不可或缺的功能。这种理念反映在对婚内强奸问题的认识上,即是冲破婚姻关系对妇女性权利保护的羁绊,走出“只要夫妻正常婚姻关系存续,即足以阻却婚内强奸行为成立犯罪”的误区,实现“告诉乃论”为前提之婚内强奸犯罪化立论。     

论控辩平等的功能

控辩平等是现代诉讼法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念.我国的司法制度正在面临着百年一遇的变革,在诸多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控辩平等原则的导入是一条必须贯通其中的理念主线.控辩平等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具有不可或缺及不可替代的功能.无论在侦查程序、起诉程序中,还是在审判程序、救济程序中,均如此.     

建立刑事辩护准入制度实现刑事辩护专业化——兼与张青松律师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 从比较法考察的视角，辩护权是一项被普遍承认的权利。尽管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不同，但是，被指控人有权获得辩护却是公认的法律原则，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从历史考察的视角，在固属自然权利之辩护权中，律师辩护权是一项能将被指控人的辩护权真正还原为一种现实权利的派生权利，所以，“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扩大辩护权的历史”。     

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改革的基本方向

我国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改革的基本制度设计:在审查起诉阶段,首先进行证据开示,然后进入对被告人的问罪程序。这里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被告人认罪的,则适用简易程序,如果是事实清楚,证     

提高我国刑事辩护质量的另一条路径——再论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的建立

建立刑事辩护准入制度是提高我国刑事辩护质量的另一条现实路径。在现实国情允许的情况下,我国应从死刑案件开始,分步骤、分阶段地设立刑事辩护的准入门槛,同时设置相应的监督、惩戒以及退出机制,为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的实施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错案仅仅是制度缺失吗？

因刑事司法运作的失误致使无罪的人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是任何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和诉讼模式都难以绝对避免的。正因为此,长期以来人们似乎习惯了接受司法机关办理的错案,甚至乐于相信这只是个别司法人员的“一时疏忽”,是“偶然中之偶然”。但是,最近,从媒体竟相披露的河北聂树斌案到湖北的佘祥林案以及此前之云南杜培武案件等一系列冤案(假如聂树斌案是错案,虽然笔者不愿相信或者希望不是错案),事实的真相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看到了错案的缘起决非办案人员的疏忽,更不是偶然中的偶然,而是权利在被肆意侵犯,司法权力被随意滥用,法定程序被置之不顾。